ArthurHendersonSmith/明恩溥（美）
鲁迅：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中国人。
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伦敦《泰晤士报》于1857至1858年间派驻中国的记者。
中国人具备并表现出来的诸多美德，每一种都理应获得由衷的赞誉。但与此同时，也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先入为主地高估中国人的道德水准。
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注意到的，而一旦被注意到，则会永远不忘。
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戏剧几乎是唯一的全民娱乐方式，中国人之热衷于看戏，就如同英国人喜爱运动、西班牙人喜爱斗牛一样。任何一个轻微的刺激，都会使任何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当做戏剧中的一个角色。他会做出种种戏剧化的举动，诸如躬身下拜、双膝跪地、伏地不起、以头叩地，对于一位西方人来说，这些举动即便不是荒唐可笑的，也纯属多余。中国人是按照戏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一个人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面对两三个人，他也会像是面对一大群人那样说话。他会大声说道：“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你，还有你，你们都在这里。”如果他的麻烦事得以解脱，他就会说他体面地“下了台”，如果没有得到解脱，那他会发现自己无法“下台”。很明显，所有这一切都与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关系。
问题从不在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
如果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道出了漂亮的话语，演戏的要求便得到了满足。我们不必到幕后去偷看真相，否则将会毁掉世界上所有的戏剧。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适当地做出这种戏剧化的举动，这就是有“面子”。如果做不出这些举动，忽略这些举动，阻挠这些举动的展示，就是“丢面子”。
对于西方人来讲，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是南洋岛民的塔布一样，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潜在力量，它叫人捉摸不透，不受规则约束，其废止和更替的依据仅在于一致的感受。
在调停每个村子里都很常见的那些小争执时，“和事老们”必须仔细斟酌如何顾及每一方的“面子”，就像欧洲的政客们对权力均衡的斟酌一样。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客观公正，完全不偏不倚的公正虽说在理论上可行，但对于一个东方人来说却不大可能实现，这种调停的目的就在于完全照顾到各方的“面子”。
为了面子而丢掉性命，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而言是没有什么吸引 力的，但是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中国地方官员在被斩首时允 许身着官服，作为一种特殊的恩准，其目的就是保住他的“面子”！
这表明，在中国，人们普遍 掌握了高超的烹调技艺。尽管他们下锅的常常都只是些简单、低劣的 东西，在外国人看来简直无法下咽，但是不能不承认，中国人绝对是 烹饪方面的大师，能把手边的任何东西都变成可口的饭菜。
温格罗夫·库克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厨艺水平仅次于法国人，而 在英国人（他可能也把美国人包括在内了）之上。中国人的烹调水准 是否一定在某个民族之下，我们的意见可没有库克先生那么肯定，但 他们的水准一定在某些国家之上，这倒是确凿无疑的。
即便是那些对中 国的烹饪很少关注的人也都知道，中国人的厨艺非常精湛，能够用简 单的原料做出繁多的品种来。
中国人在做饭的时候很少浪费，每样东西都会被最大限 度地加以利用。
一位伦敦或是纽约的好心人会捐出他多余的衣服，他心里暗暗 希望，这些施舍不会让接受者们自认为是穷人，否则，善举反而会变 成一种伤害。但是，如果把同样的东西送给中国人，尽管他们服饰的 材质和样式都迥异于我们，这些东西毫无疑问都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利 用，直到再也没有任何潜在的价值可供挖掘。
亨利博士在他的《十字架与龙》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苦力抬 着他走了五个小时，二十三英里，然后，他们又赶回广州去吃不用花 钱的早饭。没吃早餐就走了四十六英里路，其中的一半还是负重而行 的，只不过是为了省下五美分！还有一次，两个轿夫抬轿走了三十五英里，然后坐船回去，从早 上六点钟起就没吃过任何东西的他们，却不愿花三美分吃上两大碗米 饭。船搁浅了，直到第二天下午两点才回到广州。这两个人二十七小 时粒米未进，还抬着一位先生走了三十五英里，这时竟然还提出要送 亨利博士去广州，再走十五英里，外加他的行李！
在中国人的节俭所导致的诸多后果中，并非没有可让西方人感到 愉快的东西，但是对那些因此而出现的所谓淳朴天性，我们却难以表 示赞赏。
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北方（说来非常奇怪）， 在一年里的好几个月时间里，孩子们不论男女，都身着“伊甸园的服 装”四处乱跑。人们似乎认为，孩子们不穿衣服要更舒服一些，然 而，首要的动机仍在于节俭。
肥皂零售商常在自己的橱窗上贴出这样一句广告语来： “比土还便宜。”就整体而言，中国人甚至是难以理解这句话的。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普遍看法大概跟意大利人对英国人的评价差不多：“浪费肥皂的家伙。”
最有代表性的此类节俭范例，还可以在 各类编织法、陶艺、金属加工和牙雕等中国的生产技艺中看到。在我 们看来，这些技艺与其说是手艺高超的证明，不如说是中国人节俭的 例证。
他们看上去几乎可以胜任任何事情，同时又几乎难以胜任任何事情。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还是复杂，也大多具有这样的性质。比如，他们 的铸铁炉就垒在一个小院子里，容积很小，就像一口结实、美观的灶 台，一个小时就可以用一堆泥砖垒出来，效率不高，却很好使，而且 谈不上什么造价。
在美洲的烟草种植园里，最大的一项开支就是建造那种长长的、 结构精巧的烟叶烘干棚屋。而在中国的烟草农场里，这项开支却根本 不昂贵。棚子是用茅草搭起来的，棚子拆了之后，旧的材料又恰好成 了新的燃料。烟叶被摘下来时，粗硬的叶柄被保留下来，用草绳把这 些叶柄系成一溜，夜里把这些系着烟叶的草绳挂起来，就像是晾在绳 子上的衣服。很难有比这更为简便、有效的方法了。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中国老妇人，人们看到她痛苦地挪动脚步，缓慢 地行走着，经过一番探询得知，她是打算走到亲戚家去，以便死在离 家族墓地更近一些的地方，这样一来，就不用付钱给抬着棺材走远路 的人了！
每个初次来到中国的人，对于中国人的 第一印象就会使他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这个民族正在社会事务中实践 着约翰·卫斯理[1]①所说的那句格言： “尽心竭力，持之以恒。”卫斯 理认为，一个成功的教会就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
西方人绝难切身认同中国的教育体制。这种体制的缺陷是显而易 见的，但其中的一个特点却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即它除了表现勤 奋之外并无什么真正的关切。对于那些有钱购买学衔的人，各种各样 的后门永远是敞开的，这似乎会严重地挫伤任何一位考生的积极性， 但是，这还不是卖官鬻爵最主要的后遗症。
有很多人只通过了第一 级考试，便不再下工夫走读书这条路了，但中国人绝不会把这些人视 为“士”，只有那些在布满荆棘的小道上不懈跋涉、终至学业有成的 人，才能获得这样的光荣称号。爷爷、儿子和孙子三代人同上考场， 为同一级别的同一场考试而展开竞争；不懈地苦读，直到八十岁才获 得渴望已久的荣誉，除了在中国，你们还能在哪个国家看到诸如此类 的绝妙事例呢？
1889年春，北京的《京报》上刊登了几份关于乡试中老年考生情 况的备忘录。一位巡抚报告说，在参加福州秋季乡试的考生中，超过 八十岁的有九人，还有两人年逾九十。他们都已经完成了指定的考试 科目，提交的文章结构严谨，书法亦属上乘。他还说，这些老年考生 在进学之后的六十年间，又参加了最近三次更高级别的考试，如果这 第四次再名落孙山，会被授予一个名誉学衔。河南巡抚也同样报告， 该省有十三名八十岁以上的考生，一名九十岁以上的考生，他们“历 经九日之考验，观其行文，言辞甚谨，未有腐儒之气也”。这个记录 已经很惊人了，但与安徽省的报告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那里的考 生有三十五人年逾八十，十八人年逾九十！你们还能在哪个国家看到 这样的奇观呢？
在北方的省份里，除了仲冬时节的一小段时间外，农民 们没有任何闲着的时候，总有大量的活计要干。毫无疑问，世界各地 的农民或多或少都是忙碌的，但中国农民的勤劳却可能是很难被超越 的。
中国的妇女们好像总是在纳鞋底 子，即便是在街头巷尾聊天的时候，她们也不会停下手里的活计；要 么，她们就是在纺棉线。不管怎样，她们反正是不会闲着的。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劳动强度最高的阶级，正是那个最受人羡慕、每个有志向的中国人都趋之若鹜的阶级，即官吏阶层。
“我曾 问过一位中国的内阁大臣，他每天究竟有多少例行公务要处理，因为 他总是抱怨工作太多，感觉太累。他回答说，他每天凌晨两点出家 门，因为他从早晨三点到六点要在宫中值班。作为军机处的成员，他 六点到九点之间要在该处办公。作为兵部大臣，他九点至十一点在兵 部办公。他还是刑部成员，每天十二点到下午两点要在刑部办公。作 为外务部的资深大臣之一，他每天下午要在那里从两点一直工作到五 点或六点。这还只是他每天的例行公务。除此之外，他还常常要去参 加一些特别的议事或会议，他不得不见缝插针地抽出时间处理这些临 时事务。他很少能在晚上七八点钟之前回到家里。”在与这名外国译 员此次交谈之后只过了半年，这位官员就因为超负荷的工作而心力交 瘁，最后死去了。
约翰·戴维斯爵士[2]①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中国人在进 行着愉快的劳动，这说明，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现 状。他们的这样一种劳动素质，是他们最突出的性格之一，要真正地 理解这种性格，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细致的斟酌。
在我们看来，他们当然缺乏我们 所推崇备至的诚信。盎格鲁-撒克逊人不需要什么来自经书的暗示就能 明白，他竭尽全力做的事情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但中国人却很难变换 他们的步伐，尽管他们受到了历史悠久的宗教和哲学的交叉影响。他 们拥有数千年间积累起来的经验，他们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诸神一样， 从来不会莽撞行事。
所罗门说过一句经济学格言，即勤劳的手可以致富。如果他的这 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就理应成为世界上最兴旺的民族之一。 毫无疑问，他们会兴旺起来的，如果他们能在各种美德间谋得平衡， 比如，他们显然缺乏那些可以被称为“恒久美德”的诸多基本素质， 而这些基本素质的缺失倒像是“恒久的”。无论如何，当诚信与忠实 这样的品质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占据了理应占据的位置，那么（不 久的将来），中国人那无与伦比的勤劳就将赢得圆满的回报。
中国的经典中所记载的礼仪准则有三百条，行为准 则更是多达三千条。一个背负着如此沉重之负担的民族还能否继续生 存下去，这似乎是值得怀疑的。
这个民族的先 哲们使种种繁文缛节成了人们日常交往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在 西方国家，只有在宫廷里和外交活动中还使用这样烦琐的礼节。
西方人之所以难以对中国人的礼节表示赞赏，是因为我们的心目 中怀有这样的定义： “礼节就是以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的真实善意。” 这一定义的基础，可能是这样一种文明的观点，即在理论上将每个人 的幸福都视为众人的幸福，然而在中国，礼节的意义却是全然不同 的。
宴请时 也会采用同样的规矩，这是一种你们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慷 慨的恐怖），热心的主人会特意在你的盘子里堆满丰盛的食物，他认 为你应该喜欢这些好吃的东西，却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即你根 本没有食欲，一口也咽不下去。
中国人的问候语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问候语完全不同，这种差 异是意味深长的。中国人在遇到同伴的时候会说： “吃饭了没有？”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这种场合下却说： “你做得怎么样？”做事是 英国人的生存常态，吃饭却是中国人的生存常态。
日常生活中的时间用语也几乎都带有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性。“日 出”和“日落”就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精确的时间概念了，尽管他们置 身于很大的纬度跨度（以及同样巨大的经度跨度）中。而“午夜”则 像“晌午”一样，并不是对某个时间段的特指，夜里的时间通常根据 “打更”来划分，也同样是不精确的。
对于我们称之为便携计时器的那些东西，中国人就整 个民族而言还一无所知。即便是那些拥有钟表的人，也没有几个人会 根据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活动。他们最多只是每隔几年把钟表擦洗一 下，让它们保持正常的运转，但这样的事情也不常见。普通的人则凭 借太阳的高度来确定时间，用太阳一“竿”、两“竿”还是几“竿” 高来描述时间。如果天阴，就通过家猫瞳孔的收缩和放大来获得大致 的时间概念。
中国人对时间的利用，与他们对时间不精确的测算有很大关系。 根据西德尼·史密斯[2]①的划分，世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种：大洪水之前 的人和大洪水之后的人。大洪水之后的人发现，一个人的寿命已经不 可能再长达几百年，甚至一千年了，因此，他们就得学会如何尽量充 分地利用时间，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与之相反，大洪水之前的人则没有意识到，玛土撒拉[3]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行为一如 既往，生活似乎仍在按照祖传的规则按部就班地持续。
中国人自打出生开始，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之前的计划不紧不慢 地做每一件事情。上学的时候，他们一整天都待在学堂里，从日出到 日落，其间只休息一两次，吃些东西。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对其他 的教育体系都闻所未闻。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整个过程都非常 严格，尽管大多数考生在这种荒谬的考试过程中都体验到了诸多不 便，但是，还是很难让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意识到，对学识的这样 一种检验方式本身就具有先天的缺陷。
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之前的，这 不仅是指这一历史试图上溯到混沌初开的时代，而且也是在说，在它 那源源不绝、缓缓流淌着的历史长河两岸，既有过去年代的阔大乔 木，也有数不清的树木、枯草和残枝。只有一个时间观念相对淡薄的 民族，才能书写并阅读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把这一切 都装进其庞大的“肚量”之中。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缺乏耐心不仅无法解释， 而且有悖常理。应该明智地意识到，他们说我们缺乏耐心是令人不快 的，而我们称他们缺乏诚信也同样是令人不快的。
任意两个地区，即使是相邻 的，口音也不相同，这种差异很有意思，或许也是无法解释的。这种 细微的差异日积月累，直到演变为一种新的“方言”。
他当过兵，在军中，男人锁骨的高度最为重要，因为肩膀是要用 来搬运物资的。既然一位中国士兵的脑袋没有任何实际的用途，这个 部分也就被忽略了。
一吊钱的数量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异没有法律 依据，无法解释，其数目有理论上的“一吊”，即一百枚，也有九十 九枚、九十八枚、九十三枚、八十三枚(在山西省府)，直到直隶省东 部地区的三十三枚，其他地方还可能有更少的数目。
这会使外国人产生极大的困惑，会使除白银商人之外的所 有人都蒙受一定的损失，会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无尽的烦恼。
即便是 在中国，诚实的人也为数不少。使这种货币混乱现象得以长期存在的 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只是这一现象存在的事 实。
散落在一座城市周围一到六里之内的好几个村落，全都可以被称 为“三里屯”。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形，一段只有一里长的道路，如果 路的两旁都建满了房子，就会被说成是五里长，每个村民也都会信誓 旦旦地对我们说，这条街道的长度的确是五里。
对年龄的计算方法也同样如此，中国人的民族特征在这里得到了 突出的体现。得知一个人的确切年纪并不难，可中国人所采用的最普 遍方式，却是根据一个人出生那年的“属相”来获知一个关于他的并 不十分确切的岁数。一位老人“七八十岁了”，可是你确切地知道， 他去年刚满七十。事实上，在中国，一个人一过七十就算迈进“八 十”的人了，如果想得出精确的年龄，就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共同海 损”。即便一个中国人想给出他的确切年龄，他说出来的也常常是他 下一个新年之后的年龄，因为中国人的岁数全都从新年算起。以 “十”为年龄计算单位的习惯根深蒂固，这使得年龄总是含混的。几 个人就算是“一二十个”、“几十个”，或许还算是“好几十个”， 精确的计数是在中国最难遇见的事情之一。
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社会归属性也常常会起到某种干扰作用。一个希望获得法律咨询的人告诉笔者，他“住” 在某个村子里，尽管从他的叙述中明显可以得知，他就住在城郊。经 过一番询问，他承认他如今已经不住在那个村子里了，进一步的调查 又发现了一个事实，即他的家族的迁徙发生在十九代人之前！我问 他： “难道你不认为你现在是个城里人了吗？”他坦然地答道： “没 错，我们如今是住在城里，但我们的老家在那个村子！”
有的时候，一个字被乱用，衍生 出了更为复杂的含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与其说是为了图省 事，还不如说是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大注重精确。
他们的名字时而用这个字，时而又用另一个字，我们得知，这两个不 同的姓名是通用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这更让人困惑的事情，即一个 人通常有好几种不同的名字，有他的本名，有他的“字”，说来奇 怪，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仅供参加科举考试用的学名。
但是汉语中却没有将来完成时，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时态。中国人的说法很简单： “干活，拿钱。”在 他们的观念中，这二者之间并无“时间先后”，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后 者。
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一种诚实可信、做 事公开的天性，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都是如此。中国人注意到了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这种本质，就像提图斯[2]①当政时的罗马人发现了 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即无论战事多么紧张，犹太人每逢周日都会暂停 一切军事行动，罗马人利用了犹太人这个奇异的习俗，同样，中国人 也利用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这种奇异的性格。
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 成千上万次争执中的实质问题，一百次里有九十七次，外国人都会付 钱的，正像中国人所深知的那样，外国人是会付钱的，以表明他的诚 信与公正。
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个思维习惯，就是直奔主题，直抒己见。
用不着与中国人打太多的交道，一位外国人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即仅凭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是不可能了解他的真正意图的。
最为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观察一个中国人如何传播某个对别人不利的消息，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给出一个暗示。即便是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交谈是用清晰、无误的词句进行的，话题也依然会跑得很远。
中国人和其他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希望尽可能长久地隐瞒坏消息，并以一种伪装的形式将其传达出来。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即他们具有复杂的礼仪规范，一个人可以借助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对另一个人的极度蔑视。比如，信纸的某种折叠方式就可能含有一种有意的侮辱意味。在写到一个人时没有把他的姓氏提高一行，会被视为一种很大的轻蔑，其程度超过在英文中不用大写字母开头来拼写一个人的名字。
再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像《京报》这样，用一种经典语言将“指鹿为马”的风格发展到一种更高的境界，扩展到更广的范畴。即便是在“表里不一”的中国，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京报》提供出更多的真实来，这是一面棱镜，这个半透明的镜头可以让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的真实本质，其效用超过所有其他窗口的总和。中国人在谈到任何一件事情时似乎都更愿意绕圈子，而不愿谈及真正的理由，除了去猜测他们所言之真实含意之外似乎别无他法。
然而，越是深入地观察中国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真实气质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表露出来的），我们就越觉得，“表里不一”这个意味深长的中国成语所指的那种情形，并非一个特例。
这种有令不遵的现象，也程度不等地存在于各个级别中国官员们的相互关系之中，直至最高层。违抗命令的动机会有许多种，比如自己的惰性和朋友的情面，最为有效的动机还是金钱的魔力。
。在中国，“能抓住耗子的猫就是好猫”，成功就是一切。中国人怕得罪人，并且天生胆小怕事，不愿惹火烧身，因此，违抗命令的罪过是不会被报告上去的，即便有五百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芮尼博士[1]①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厦门的一位官员为了给人制造阅读障碍，故意把一份皇上的文告砍成两截，前后倒置。诸如此类的花招常常被用来对付外国人，中国的官员很少愿意去让外国人开心。
很容易看到这种规避策略与司法制裁之间的冲突。
毫无疑问，在某些人的眼中，中国人似乎是世界上最“固执”的民族，对于这些人来说，我们在概括中国人的“固执”性格时所使用的“灵活的”这个形容词，就可能显得很不恰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重申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人远非一个最固执的民族，他们实际上远不如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固执。
能够说明中国人这种“灵活性”天赋的最佳例子就是，他们能够得体地接受指责。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这已是一门被忘却的艺术，或者不如说，这是一门从未被发现过的艺术。但是，中国人却能耐心地、专注地、甚至诚心诚意地听你指出他的不足，欣喜地表示赞同，还会添加上两句：“是我的不对，是我的不对。”
你也很清楚，这些言之凿凿的保证不过都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但是，尽管他们的天性是不牢靠的，这些话还是很受听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也正是他们希望得到的目的。
有人把中国人比作竹子，很少有比这更为恰当的比拟了。竹子很优雅，并且用途广泛。它很柔韧，中间是空的。东风吹来，它就弯向西边；西风吹来，它又弯向东边，无风的时候，它就挺直躯干。竹子是一种草本植物。草很容易打成结，竹子尽管柔软，却很难打成结。人的头发是一种最柔软的东西，它可以被拉得很长，可一旦失去拉力，它就会马上缩回来。头发凭借自己的重量可以倒向任何一个方向。许多人的脑袋上都有那么一撮儿头发，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怎么梳也改不了它的方向。俗话说，这撮儿头发是“被牛舔了”，由于这撮儿头发不服管，其余的头发无论多少，都得随着它的朝向来梳理。
就整体而言，中华民族有足够的实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绝对不是一个智力低下的民族，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智力衰退的趋势。与此同时又必须意识到，中国的教育被局限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范围里，而那些没有接受到完备的教育、甚至根本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便舒舒服服地躲在中国语言的构造中。这种语言结构，用律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事前从犯”[1]①，它导致了最典型的智力混沌，可能会使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犯下罪过。
有着这样一种结构的语言会导致“智力混沌”，就像夏日的暑热会让人在午后昏昏欲睡一样。
与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常有的一个感受就是，你非常难以弄懂他究竟是在说什么。他的话仅仅是一些谓语，这些谓语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整个儿就像是穆罕默德的棺材，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中国人的头脑就像一门陈旧的滑膛炮，炮身已经锈迹斑斑，底座也早已不堪重负，在瞄准一个目标之前得调整好半天，然而它最终肯定还是打不中。
智力混沌的突出例证就是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习惯，即用一个事实、用事实本身来解释原因。你问一位中国厨子：“你们做馒头时为什么不放盐呢？”“我们做馒头时就是不放盐。”这就是解释。“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冰，为什么不在冬天储存起一些冰块呢？”“没有，我们这个城市不在冬天储存冰块。”有位拉丁诗人曾说过：“能够了解万物之原因的人是幸福的。”倘若这位诗人在中国生活过，他就可能会把他的这句格言修改为：“试图探寻万物之原因的人是不幸的。”
智力呆钝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大脑无法保持住一个思想，并把这个思想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另一个人。让甲把什么事情告诉给乙，为的是让丙如何行事，在中国，这就是一种最愚蠢的做法。要么是信息完全没有被传递，因为当事的三方都不明白这个信息的重要性，要么是信息虽然传到了丙处，却使得丙无法理解，或是变得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了。
“刚才叫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过来？”你质问一个显然玩忽职守的仆人。“不为什么。”他坦然地答道。诸如此类的心智混沌会导致大量往往会让人感到无所适从的举动，对于一个条理清晰的西方人来说，这些举动总是令人恼怒的。
在我们看来最为愚蠢的一个例证，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的那个不及时去看病的习惯，这是因为患者忙得没时间，或是因为看病要花钱。他们常常以为，与花上十个铜板——约等于一美分——买上一剂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宁相比，更便宜的做法是忍受间歇性发热的反复攻击和折磨。
中国人生活中众多诸如此类的现象，会令人想起查尔斯·里德[3]①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人类并不缺乏智性，但他们有一个智性缺点，即他们都是糊涂虫！”
中国的教育没有使受教育者获得这样的能力，即以一种富有理解力的、实践的方式把握一个客体。在西方国家有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假设，即存在着这样一些布道者，即便他们的经文上存在着天花病毒，他们的布道也绝对不会被感染上的。在中国人中间，也能看到这种声名不佳的独特现象。中国的狗在追捕狼的时候表现得很仁慈，最常见的不是狗在狼的后面追，而是在各自运动，两者即便不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也至少会构成一个直角。
中国是一个对比强烈的国家，有人非常富裕，也有人十分贫穷，有人接受过高深的教育，也有人愚昧无知，这些人在生活中却又是比邻而居的。数以百万计命中注定既非常贫穷又非常愚昧的人，他们的眼界的确很狭隘，这自然会导致智力混沌。他们的处境就像井底之蛙，对于这些井底蛙来说，甚至连天空也都只是一道暗影。许多人从未到过离家十英里之外的地方，除了他们终日所处的日常生活，他们对任何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都一无所知。在他们当中很多人的身上，甚至连所有种族的人全都具有的好奇心似乎都蛰伏了，泯灭了。
他们是一种力量的最终产物，这种力量能造就出西方国家所谓的“讲究实际的人”，这种人的生活由两样东西构成：肚皮和钱袋。这样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只能理解他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也从不细究任何因果关系。对他而言，生活就是一系列的事实，其中大多数事实是令人不愉快的，一涉及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他马上就会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多神论者，一个不可知论者。
在中国人那里，人们生活中的物质因素可以与心灵因素和精神因素完全割裂开来，独自发展。把这些人从愚昧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引入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新生活将使他们领会到一位古代主教所道出的崇高真理：“这就是人的精神，上帝的启示就在于让他们理解这种精神。”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同一个姿势无论保持多久似乎都没什么关系。他可以像个机器人一样整天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个手艺人，他会从早到晚待在同一个地方，编织，打金箔，或是别的什么活儿，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单调的劳作，而且很明显，他也从未觉得这种单调需要得到改变。同样，中国的学童也受到诸多限制，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功课也是一成不变的，这样的功课会让西方的学生很快地发疯。我们的孩子们差不多一生下来就开始运动了，可中国的婴儿却躺在母亲怀里，像泥人儿一样，不哭不闹也不动弹。稍稍长大一些之后，西方的孩子顽皮得像猴子，会做出各种最滑稽的举动，而中国的孩子们或站或坐或蹲着，往往能长时间地保持同一种姿势。
对于中国人来说，身体锻炼是多余的，这似乎成了一个生理学上的事实。他们无法理解各个阶层的外国人似乎全都具有的一个爱好，即那种没有既定目的的散步。至于那种“模拟打猎”的奇特游戏，人们分别扮演“兔子和猎犬”，冒着生命危险在地里狂奔；至于那种运动方式，一些很有社会地位的人整个下午都被太阳烤着，试图将垒球击打到别人够不着的地方去，或者交换一下攻防，试图身手敏捷地接住那个球，以便将另一个人“封杀”在他的“垒”上，这样的举动在中国人看来就更加难以理解了。
在睡眠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存在着的差异，也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差异一样大。总的说来，中国人可以在任何一个地点入睡。那些会使我们陷入绝望的种种小烦恼，却不会让他们烦心。有一块砖头当枕头，他们就可以在草铺、泥炕或者藤床上呼呼大睡，将世间的万物置之脑后。他们不要求房间里的光线暗下来，也不需要别人保持安静。
在有些地区，全体居民似乎都有在夏日午后的头两个小时里睡觉的习惯，就像是一种共同的本能（就像冬眠的熊），他们的午睡是雷打不动的，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在正午的两个小时内，整个世界都像午夜的两个小时里那样万籁俱寂。睡觉的地点是无足轻重的，至少对于干粗活的人是这样的，其他许多人也同样如此。
中国人对肉体痛苦的忍耐力，也同样是他们能摆脱神经的专制而获自由的一个例证。对中国医院里的手术场面略有目睹的人都知道，中国患者毫不退缩地忍受着那种足以令我们的壮小伙也感到畏惧的巨大痛苦，这样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例外的。
勃朗宁夫人[3]②曾说：“不带同情心的观察就是一种折磨。”毫无疑问，这是对于和这位杰出女诗人同样具有敏感神经的那些人而言的，也是对于她那个民族的其他许多人而言的。西方人不喜欢被观看，尤其是在他做某种细致或困难的工作时。可是或许，一个中国人只有在他人近距离的观察下才能把工作做得最好。在每一处外国人不常去的地方，一大群好奇的中国人都会把外国人围在中间，这让我们大家很快就感到疲惫不堪。
可除了那种不带同情的观察，这些人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其他的伤害。
中国人在别人生病时的举动，构成了中、西习俗中一个最为突出的对比。得病的消息就是一个行动信号，病人会立即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袭击，袭击者的人数是与病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的。谁都想不到要保持安静，而且说来奇怪，似乎谁也不需要安静。忙乱地迎来送往，招待来客，那些担心死亡很快降临的人发出的哭泣，尤其是由和尚、尼姑和其他一些人为驱除恶鬼而造成的混乱，由所有这一切构成的环境，会让大多数欧洲人宁愿选择死亡。
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担保自己不会被官司所纠缠，即便他完全是无辜的，这样的官司也会让他倾家荡产。许多这样的灾难不仅看得见，而且还能感觉到它们静悄悄、坚定地逼近，就像一件渐渐收缩的铁制裹尸布。
谈到中国人对待西方各民族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许多年来，中国人的四邻都是一些非常弱小的民族，他们因此一直享受着一种最危险的奉承，因为这种奉承方式是最为合理的，因而也是最为有效的。他们发现，交替地使用哄骗和威胁，就可以使与他们交往的外国人顺从他们的愿望，这使他们更加确信他们不言自明的优越感了，他们一直实践着这样一种理论，直到北京被占领[2]②，他们才被迫改变这种姿态。从那时起，尽管才刚刚过去一代人，中国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中国人如今终于充分地认识到了外国文明和外国人的价值了。然而，不需要与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广泛、亲密的接触，一位坦率的观察者就能得出这样的印象来，即中国人如今对外国人通常所持有的态度，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都还不是一种尊重。
的确，各 种东方服饰在我们看来都是笨重而又累赘的，束缚了“个人自由”， 可这只是因为，我们对于行动自如的要求与东方人完全不同。
可是，当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审视我们的服装时，他 们却不会表露出任何的羡慕，他们会发出诸多指责，更不用说嘲笑 了。东方服饰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宽松，必须借此来掩饰住身体 的轮廓。一位中国绅士只着短衫是不敢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但在中国 的任何一个外国租界里，却随处可见大量的外国人穿着“紧身短上 衣”招摇过市。
外国女士的服饰在许多 方面都有悖于中国人的礼仪观念，更谈不上得体了。考虑到作为西方 文明伴生物的两性交往自由，就不会对中国人的态度感到奇怪了。他 们仅仅依据传统的礼仪标准来做出评判，自然会对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做出完全错误的理解。
外国人的不懂中文，也常常会成为使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理由。外国人对中国风俗的无知，也是使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另一个理 由。一个外国人常常意识不到中国人以各种间接方式对他所表示出的 冷落，这个事实会使中国人带着有意的轻视来看待他们这些蒙在鼓里 的牺牲品。许多中国人看见外国人就觉得很可笑，这种好奇心还带有一种轻 视，就像黎提摩[4]②先生看到大卫·科波菲尔时总是在心里嘀咕： “太 年轻了，少爷，太年轻了。”
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的事情，外国人却 干不来，这也让中国人看低我们。我们吃不惯他们的饭菜，我们受不 了太阳的暴晒，我们也无法在人群中，在嘈杂的或空气不畅的地方入 睡。我们划不走他们的船，也不会喊上两声“吁！吁！”就让骡队俯 首帖耳地听我们使唤。有这样一件广为人知的事情，英国军队的炮兵 部队1860年向北京进发时，雇来的当地车夫在河西务[5]①附近开了小 差，这使得英军完全陷入了束手无策的窘境，因为英军中竟没有一个 人能让那些中国牲口挪动一步！
在仪式中，在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一些场合，我们都不善于遵从 中国人的观念和范式，这使得中国人对我们表现出了几乎不加掩饰的 轻视，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礼仪”的民族。
外国人不是不会鞠躬，而是他们大多觉得很难用中国人的方式来鞠 躬，其原因既是生理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如果告诉中国人，他们能见到“美国大帝”，他们看到的格兰 特将军[6]①身穿一件市民服装，嘴里叼着一支雪茄，一个人走在大街 上，他们的心里会作何感想呢？再想象一下这样一位外国领事，他的 级别相当于中国的道台，为调解一桩国际纠纷，他前往省城面见巡抚 大人。数千人涌上城头，争睹这位外国大官的车队，结果他们看到， 这位外国大官的车队仅由两辆马车和几匹马组成，领事的随从也只有 一名翻译、一个中国听差和一个厨子。毫不奇怪，那些东方人看到这 个场景，自然会流露出诧异，那诧异起先变成了冷漠，继而又变成了 轻视。
我们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毫无疑问地优于中国人，但这些优越 之处却没有使他们做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种表示。他们承认这样的 事实，即我们在机器设计上领先于他们，但是我们的许多设计却被他 们看成是变戏法——既稀罕又奥妙，却没什么用处。我们的成就在他 们看来像是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是拒绝谈论 奇迹的。许多到过中国的承包商都失望地发现，中国人对于那些由蒸 汽和电造就的奇迹是何等的冷漠。除了很少几个例外，中国人在任何 事情上都不愿意模仿外国人（尽管他们也可能不得不去模仿）。
。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似乎也意识到了中国的劣势，但他 们认为，西方各民族不过是利用了古代中国人积累下来的知识，古代 中国人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他们的当代子 孙却不幸地让西方人窃取了这些关于自然的秘密。
单个的外国人在处理实际事务时所表现出的确凿能力，似乎并没 有给中国人留下太深的印象。撒克逊人崇拜“能人”，就像卡莱尔所 指出的那样，他们称这样的人为“王”，并将他推上王位。对于中国 人来说，外国人的某种技能是有趣的，或许还是令人吃惊的，在下一 次他们突然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忘记或拒绝使用这一 技能的；但是，进一步把外国人在这一方面的技能作为模仿的对象， 或许，一万个中国人里面也没有一个人能生出这样的念头。对于他们 来说，理想的学者就应该继续做那种文字化石，他什么都学，什么都 能记住，获得好几个学衔；他努力工作以免挨饿，手上的指甲有几英 寸长，他什么事情都干不了（除了教书），以此来保持心身一致，因 为“君子不器”[7]①。
一个“双脚踏在现在，头脑还在宋代”的典型的中 国学者，就会体现出这种带有忌妒的轻视。
中国不是一个能被 攻占的国家，中国人也不是一个能被攻占的民族，无论以何种方式去 攻打。要想让中华民族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诸民族保持稳固、持久 的尊重，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事实说话，展示基督教文明的各种大小成 就，而这样的成就是现在的中华文明所无法企及的。如果缺乏这样的 实证，中国人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就会依然没有由头儿地继续怀有并 表现出俯就和轻视。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诗经》中有这样两句被认为是农人祈祷 的诗句：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普通中国人面对权力之 态度的精髓。“我只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如果他真的会想到 政府，他大约也会这样想： “政府足够悠久、足够强大，没有我的帮 助也能照看好它自己。”另一方面，政府尽管是家长制的，可它关心 更多的却是家长，而不是这个家长的全家。总的说来，若非危急关 头，政府是很少做什么事情的，如果事先什么都不做，事后就将付出 更多的努力。百姓清楚地知道，政府只是因为担心税收上的损失，才 试图缓解诸如河水经常泛滥之类的灾难所造成的后果。
百姓的态度与政府如出一辙，百姓们无论个人还是集体，只要自 己的财产没有遭受损失，就都不会对公共财产表示出责任心。
“江山”（也就是帝国）被认为是皇帝的 财产，他在位一天就拥有一天，统治一天。道路也是他的，如果需要 在这些道路上做点儿什么事情，那就让皇帝去做好了。
阻碍交通的还不止这些流动的商贩。木匠在他的铺面前堆放着一 大堆木料，染匠把他那一匹匹长长的布高高地挂起，面食师傅晾的面 条横穿街道，因为铺面前的空间是属于店铺的主人，而不属于任何想 象中的“公众”。
中国人不仅对“公共的”一切都漠不关心，而且，所有那些没有 得到看管的现成财产都成了盗窃的目标。铺路的石头被搬回家去用， 城墙上的方砖也会渐渐地消失。中国一个港口城市里有一座外国人公 墓，当人们发现那块墓地是无人看管的时候，整个围墙立马被拆得一 块砖头都不剩。
这样一个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即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爱国主义，这 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回答清楚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人有着强烈 的民族感情，尤其是中国的文人阶层，他们对外国人和外国人的种种 发明所表现出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种民族感情。
除了获取报酬的 愿望之外，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也怀有拯救国家的愿望，因为这个国家 是他们的。
一个并不 关心现今鞑靼王朝之命运的中国人依然可能是爱国的，但是我们又有 充足的理由认为，无论赶上什么一个朝代，民族大众的情感都可能与 当今的一样，即极度的冷漠。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那句含义丰富 的话，是理解人们对公共事务所持态度的关键： “子曰： ‘不在其 位，不谋其政。’”[2]①在我们看来，这句意味深长的话部分是结果， 而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原因，它导致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冷漠，对与他 们无关的事情不感兴趣。
这些可敬的中国人中有一位从座位上站起身，走了过来， 像父亲那样把两手放在我们的肩膀上，带着更像是嘲讽的笑容说 道： ‘听我说，我的朋友！你为什么要为这些没用的事情劳心费神 呢？当官的会去管国家大事的，因为他们拿了俸禄。让他们去挣他们 的钱好了，可别让我们来操心这些和我们无关的事情。一分钱也挣不 到却还要关心政治大事，我们就成了大傻瓜。’‘就是这么个理 儿。’其余的人都这么喊道。
人们还记得，英国军队1860年进攻北京的时候，所用的骡马是从 山东省的中国人手里买来的；天津和通州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归降敌 方，允诺满足英法联军的一切需求，只要自己的城市不受侵犯；为外 国联军提供那些最不可或缺的苦力活的中国人是从香港雇来的；这些 苦力被中国军队俘虏之后，又被送还给英国军队，只是头上的辫子被 剪掉了——这些现象不难让人们感觉到，在中国即便存在着爱国主义 和公共精神，其含义也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有所不 同。
在中国历史上的危机时期，尤其是在即将改朝换代的时候，常常 有怀着赤子之心的勇士在危难中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他的信 仰。这样的人不仅是真正的爱国者，更是一些无可辩驳的例证，证明 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领袖们的带领下，也能够奋起做出最富有英 雄气概的壮举。
按照儒家的道德学 说来说，是明君造就了良民。君是盘，民是水；盘圆则水圆，盘方则 水方[1]①。若根据这一学说，自然就会相信，在贤明的君主统治时期， 各种美德会竞相开放。
并非只有中国或者中国人具有厚古薄今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世界 各地都可以看到。但是在这个天子之国，这一立场之坚定似乎是其他 民族所望尘莫及的。古代最好的一切据说都保存在作为当今一切之源 头的文学中，因此，这种文学便成了顶礼膜拜的对象。正统的中国人 对于中国古典作品的态度，大致相当于正统的基督徒对于希伯来《圣 经》所持的态度。
古代文学塑造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中国的政府体制，且不论这 一政体的其他特质，但是其持久性却是不争的事实。
即中国为何很少爆发那种曾席卷其他所有国家的内 部革命。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人砌了一堵石墙，墙有六英尺厚， 却只有四英尺高，别人问他为何做出此等怪事，他回答说，这墙要是 被吹倒了，就会比先前更高！中国政府也有可能被风吹倒，但它是一 个立方体，当它翻倒了，也不过是换了一面朝上，无论是外表还是内 涵，全都一如既往。这样的过程一再反复，终于教会了中国人，这样 的结局就像猫从高处落下必能四只爪子着地一样，这也使人们更加深 信，当初出色地设计、构建这一切的人具有无比的智慧。任何进行改 进的建议都是十足的异端邪说。
中国的风俗自形成之日起便一成不变，不难感觉到，人们都有一 种潜在的假设，即风俗无论如何都是正确无误的。
在电报最初被建议引入的时候，沿海某省巡抚曾上书皇帝，说当 地人对这种新事物抱有强烈的敌意，以至于电报线路无法铺设。然 而，在中法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线路建设的基础发生了性质完全不 同的变化，省府迅速地建立起了电报站点，当局还发现，这些站点受 到了人们的敬重。
数年之前，许多人对“风水”的迷信，还是在中国修建铁路时一 个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最初的一小段铁路，是作为开平煤矿[2]①的外 运通道而修建的，它穿过一大片中国人的墓地。为了给铁路让道，许 多坟墓都被迁走了，就像在英国或法国所做的那样。只要看一眼这片 被辟成两半的墓地就足以感觉到，当事情仅限于“风水”和蒸汽机之 间的角力，“风水”就再也无法抵挡发动机了。这首条铁路的建设工 期后来拖后了，这个经验清晰地表明，是财政上的考虑延迟了铁路的 引入，而风水方面的迷信对其造成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在这个帝国中那些冬季寒冷 的地区，人们穿着那种填充了大量棉花的衣服，其体积几乎相当于他 们身体的两倍。一个裹着这身衣服的孩子如果突然摔倒了，就像是被 困在一只桶里，常常是根本爬不起来。我们从未听到中国人抱怨这种 笨重的衣服不舒服，不舒服正是目的所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 无疑的，没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忍受这种服饰带来的不便， 他们是会尽量摆脱这种束缚的。
中国人根本不 穿任何贴身衣物。对我们来说，如果不穿羊毛内衣，如果不时常换洗 内衣，似乎就很难活下去了。中国人却没有意识到这种需求。他们那 鼓鼓囊囊的棉衣挂在身上，就像是挂着许多个袋子，给无孔不入的寒 风留出了间隙，可是他们却并不在意这种情况，虽说他们也乐意承认 这样的冬装并不理想。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抱怨他快要冻僵了，有人 就送了他一件外国内衣，并让他每天都穿着，防止着凉。一两天之后 却发现，他脱下了那件内衣，因为他觉得“热死人了”。
天气一冷，中国人 就会自动地挤做一团，目的是取暖。即便是在三伏天里，也常常可以 看到船上挤有为数甚多的乘客，连坐下或躺下的地方都找不到。没有 任何西方人能忍受这样的拥挤，可中国人却似乎并不在意。西方人喜 欢让自己的住处与四周的邻居保持一点小小的距离，以便保持通风， 保护隐私。中国人则既不懂得通风也不懂得隐私，即便他们享有了这 些条件，似乎也并不在意。
先是太平天国暴乱的恐怖侵扰，接 下来是破坏性稍弱的回部叛乱，然后是1877至1878年间那场几乎空前 绝后的大饥荒，这场饥荒波及五省，使中国的总人口减少了数百万。
我们认为，只要 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的情形维持几十年，中国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从 本世纪一连串灾难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来自广 东、福建两省一些小地方的中国侨民，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印度、缅 甸、泰国、东印度群岛、太平洋诸岛、澳大拉西亚[4]①、墨西哥、美 国、西印度群岛、中美洲，或是南美洲，无论他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 什么样的变化，他们都能出色地、迅速地成功融入新的生活，相反的 事例我们还从未听说过。我们听说的却是，他们的融入过程既快又 好，他们的勤奋和节俭远远超过了那些国家的当地人，他们的团结互 助和凝聚力非常令人吃惊，以至于其他民族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喊 出“中国人滚出去”这样的口号来。
中国人的生活条件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相比并未发生多大变 化。如果社会科学和医学能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像过去五十年里它们 在英格兰所做的那样，那么，上个世纪的高寿老人肯定会大幅度地增 多
对卫生学法则的完全忽视，这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一个共同性 格，即便他们了解了这些法则，他们也还是不愿意遵守，住在中国的 每个外国人都熟知中国人的这一性格。一位外国观察者会产生这样一 个很大的疑问：由于对自然法则的无知和蔑视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疾 病，为何并未使中国人灭绝呢？在中国，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人死于 那些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但是，这样的患病人数也并不是无限增长 的，这个事实证明，一部分中国人具有神奇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 中国人稍微受到一点刺激就打算豁出性命，同时又把生命看得很金 贵，这两者都是中国人的性格
如果一个民族具有中国人这样的身体素质，就能够摆脱战争、饥 荒、瘟疫和鸦片造成的后果而生存下来，如果他们再对生理学和卫生 学的法则稍加注意，再依靠合适的饮食获得均衡的营养，那么就有理 由认为，这样的民族将有足够的能力占据这个星球上的一大片地区， 甚至更多的区域。
中华民族的忍 耐和坚韧通过勤劳获得了最为显著、最为有力的体现。
中国人可以说已经 “把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极度的贫困和为生存而进行的艰苦斗 争，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任何人变得勤快起来；但是，假如一个人或 一个民族被赋予了勤劳的本能，那么，极度的贫困和为生存而进行的 艰苦斗争就会最为有效地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勤劳。同样的条件还会发 展他们的节俭，正像我们所讨论过的那样，节俭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突 出品质。
中国人世代都在最 艰苦的条件下谋生，他们因此学会了将最文明民族的积极勤奋与北美 印第安人的消极忍耐集于一身。
中国人甘愿为了一笔微薄的报酬干很长时间的活，因为微薄的报 酬聊胜于无。
据已故的格兰特将军说，当他完成环球旅行回国的时候，有人问 他，他所见所闻之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他所 看到的一件最非同寻常的事情，就是一个中国小商人凭着他的精明在 竞争中挤走了一个犹太人。
中国人的耐力素质是举世无双的。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忍耐特性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毫无怨 言地等待、处之泰然地承受这样一种能力。
1877至1878年间那场 波及数百万人的大饥荒所造成的恐怖景象，会在灾难目击者的记忆中 刻下久久难以消退的痕迹。黄河的泛滥和突然改道给广大地区造成的 苦难是无法估量、难以想象的。好几个省份最为富饶的地区都遭到破 坏，肥沃的土壤被厚达一英寻[7]①的沙砾所掩埋，地面上一片荒芜。数 以千计的村庄毁于洪水，在水灾中幸免于难的人们在大地上四处流 浪，无家可归，没有任何希望。大批的百姓突然之间由于天灾而家破 人亡，陷入绝境，这对于任何一个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在西方国家，“没有面包就流血！”这样一 句革命性的口号人人皆知。一位来自那些国家的外国人就很难理解， 这大群无家可归、饥肠辘辘、陷入绝望的难民，为何只知道在被洪水 或饥荒摧毁的省份里四处流浪，却不肯团结起来，要求受灾地区的官 员为他们提供某种援助。我们曾反复追问大饥荒中的中国人为何不采 纳这样一些计划，得到的回答总是这样的： “不敢。”我们对这种说 法做出回应，说一个人与其白白饿死，还不如因为聚众起事被杀掉的 好——不仅是好，而且还要好得多。可这样的争论是枉然的，所得到 的回答依然是： “不敢，不敢
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做法，原因可能有两个。他们是一个最讲求 实际的民族，依靠某种本能，他们意识到这类计划是徒劳无益的，因 此，他们几乎不可能去实施那种必不可少的联合。然而，我们必须相 信，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人无限的忍耐能力。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在 中国所能看到的那种最令人痛心的场景：充足的粮食近在咫尺，成千 上万的人却在无声无息地死于饥饿。中国人对这种奇怪的现象已经习 以为常，这使他们的心肠变得很硬，就像一个老兵面对战场上的恐 怖。那些经受过这些苦难的人，终生都无法逃离其阴影，尽管灾祸并 非如影随形。灾难一旦临头，人们只能接受，因为它们是不可避免 的，无可救药的。
不过，“忍耐”和“坚韧”这两个概念并不能完全涵盖中国人在 这一方面的美德。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他们在经常出现的逆境中保持的 平和心态，我们把这种持续的好心情称为“常乐”。
中国人是一个宿命论者 的民族。在古代经典中有大量关于“天命”的说法。人们在谈话时也 经常说到“天意”。
而中国人关于“天”的实际 概念，却既不指个人，又非常模糊，对于他们来说，无论表达方式有 什么不同，“天”所指的其实就是命运。中国人所谓的“命好”、 “命不好”这类说法，其意思与儿童故事书中的“好精灵”、“坏精 灵”差不多。凭借这些神奇的魔力，什么事情都可能半途而废，什么 事情也都可能实现。
在这个帝国的不同地区， 这些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每一 个地方，它们却都在民众的精神生活中产生着实际、真切的影响。听 到一个非常不幸的中国男人或是女人说： “这就是我的命。”这种话 再常见不过了。
对于一位在当今其他国家生活过的 外国人来说，为了让中国人所遭受的诸多苦难有所减弱，一个简单、 明了而又绝对必要的方法就是移居国外。
总的说来，除非被逼无奈，中国人不愿意背井离乡，到远方去 谋生。
总的说来，中国人没有离家之后不打算再回去的。他们的希望永 远是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被葬入祖坟。
看来的确是这样的，中国人养成了知足常乐的性格，就像鱼儿长出鳍 来是为了在水中游动，鸟儿长出翅膀来是为了在天空飞翔。中国人勤 劳、宁静，遵守社会规则，这些都是他们所谓的“天赋”。 他们是按 照这样一句老话来行事的： “治不了病，只能熬着。”简而言之，中 国人懂得如何拥有，懂得如何追求，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否拥有， 他们都懂得如何知足。
中国人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似乎就是和别人聊天，至于聊天的 对象是老朋友还是陌生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毫无疑问，对人 际交往的重视，能够大大缓解中国人所遭受的许多痛苦。
许多中国人喜欢在他们非常简陋的环境中栽种 植物和花草，将此视为一种非常开心的消遣。
或许在病中，中国人性格中固有的常乐才表现得最为充分。
中国人的情 感，他们的任何一种感情，都是借助礼得到满足的；中国人的职责是 借助礼完成的；中国人的美德和恶行是借助礼来评判的
中国人相信，如果父母患了顽疾，只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下从 子女身上割下来的一块肉，才能治愈。这道偏方并不一定真能奏效， 却绝对能够证明孝心。
三十六岁便做了祖父的中国人并不罕见。 笔者的一个熟人在躺在床上只剩下一口气的时候还在自责，说自己有 两桩不孝之举：一是命不久矣，无法给老母亲养老送终；二是没来得 及给十多岁的儿子定下一门亲事。这种孝顺立场，无疑能被普通的中 国人所接受。
没有生下一个男孩，是休妻的七种理由中首要的一条。非生男孩 不可，这样就会导致一夫多妻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悲剧。有了这样 的背景，中国人自然会在生出儿子的时候喜气洋洋，在生下女儿的时 候大失所望。中国传统观念的这一方面，是中国广泛存在的杀婴现象 的一个原因。
私生子的数目一直不小，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存在着一种强大的 动机，要杀死这些孩子，无论是男是女。
圣人对此回答说，真正的君子在父母去世后的三 年之内是不会感到快乐的，可如果这位弟子能因为把服丧期缩短为一 年而感到快乐的话，他也可以那样做，但是圣人明确地指责他“不 仁”[17]①。
笔者就认识一个这样的人，他长期在父母坟旁守孝，这种极端 的孝行最后使他心智紊乱，成了全家的负累。
在基督教国家中，家庭生活纽带过分松弛的现象并不罕见，对于 一个刚刚脱离这一社会背景的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孝顺理论显示出 了某些非常诱人的特征。尊老的风俗是最有教益的，可以在盎格鲁— 撒克逊人这里得到普遍、有益的发展。
表示孝顺的方式之一就是传宗接代，中国人的这个信条导致了一 系列弊端的出现。孝道的观念浓缩地表现为对祖先的崇拜，祖先崇拜才是中华 民族的真正宗教。如果能够正确理解祖先崇拜体系的真正含义，就会 明白，这种体系是一个民族所能背负的最沉重的束缚之一。
我们坚信，中国人恪守孝道的深层原因一半是害怕，一半是自 爱，这二者正是能够支配人类灵魂的两种最有力的动机。
神灵必须受 到敬奉，因为它们有作恶的力量。从儒家的观点来看，这便是圣人留 下的那句睿智的名言： “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20]①如果不祭 祀鬼神，它们就会发怒。如果鬼神发怒，它们就会进行报复。
每一代人都要 偿还上一代人欠下的债，反过来又要求下一代人尽最大可能回报自 己。孝道就这样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地传递着。
祖先崇拜不被放弃，基督教便永远无法引入中国，因为这两者是 相互对立的。
中国人具有一种时时处处都非常讲求实 际的本能，一旦他们注意到了“行善”，仁慈就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体现出其范围广大的存在。在种种善行当中，中国人所推崇的就是兴办育婴堂、麻风病院、 养老院和义学。
一遇上洪水或者发生饥荒，无处不在的大粥棚便成了一个常见的 景观，也会有人为缺衣少穿的人捐出冬衣。
在一些专门劝人“行善”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述，即每一个人都要 为自己所记得的每件恶行负责，也会因自己的每个善举而得到补偿。 两者之间的平衡状况，便得出了一个人在冥府判官[4]①生死簿上的寿 数。
人们 的乐善好施是为了获得来生的好报，中国人的善举大都带有这种明显 的动机。
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想在这个大城市里从茶馆所售的 每杯茶里抽点税，以此来筹资帮助因黄河泛滥而受灾的灾民。对这座 古都的居民们来说，这种强行摊派颇有点像1773年对波士顿人所征收 的茶叶税。官员竭尽全力争取人们的支持，还发布了一道文告来晓谕 大众，称“倘若慷慨解囊玉成此事，必得善报”。然而，人们却一起 抵制，不去茶馆喝茶，最后竟大获全胜。全城的人团结一致来反抗强 加于人的“善报”，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
一位 生活在一个内陆省份中的传教士，接受几位当地乡绅的请求做善事， 帮助一个完全失明的贫穷乞丐重见光明。结果发现是白内障，经过治 疗后完全恢复了视力。可是在眼睛治好之后，那几位乡绅再次拜访这 位传教士，对他说，他使那个瞎子丧失了失明这一赖以乞讨的唯一手 段，因此，传教士就有责任雇用那位乞丐做看门人！
同样的精神还体现在以“腊八施粥”为名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慈善 活动中。这种行为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事例，以说明中国人那种最为 表面化的慈善。
然而一整天过去 了，尽管预备下了一大缸稀粥，却没有一个人来讨上一碗，最后只好 把粥倒进一口破缸里喂猪，行善的富人心满意足地回去休息，尽管没 有一个穷人来享用这场筵席，但他至少已为来年尽到了责任，可以问 心无愧地以仁善之人自居了。但是，如果情形相反，赶上的是一个坏 年景，粮价飞涨，这既有财又有德的同一个人，在这一年里却没有了 任何“行善”的动静，因为他“负担不起”！
这样的乞丐成群结队，在 每个地方几乎都能看到。这种施舍也具有一种意在获得保险的性质。 在城里，众所周知，乞丐们组成了非常强大的帮会，其势力远在与其 竞争的其他所有组织之上，因为乞丐不怕失去什么，也就无所畏惧， 这一点无人能比。一个店主或许能够拒绝给一个最能纠缠的乞丐以施 舍，即便这个乞丐乞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带有日内瓦仲裁人那 样的“应有的勤勉”。但是，这个店主却很有可能因此而遭到大批饥 民的侵扰，他们赖着不走，甚至会让一个神经麻木的中国人也觉得是 个负担。在乞丐们不断加码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这位店主什么买卖 也做不成。店主和乞丐们对此都心知肚明，因此，这类性质的善举便 如同涓涓细流，从不间断。
在谈到中国人慈善事业中的其他缺陷时，应该添加上这首要的一 条，即任何一件事，无论多么有益、多么紧急，几乎都不可能逃避中 国税捐体系的层层盘剥，这个体系与中国政府体系的任何一个组成部 分一样，也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要弄清任何一个常设的中国慈善机 构的所有工作细节，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在一场大饥荒爆发的特 殊时期，却足以看到这样的确凿事实，即人民最为深重的灾难也无法 妨碍官吏们最无耻地侵吞那些由他们负责发放的救灾款。在这些丑闻 发生的时候，公众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灾情和救灾行动上，因此就不 难推测，在外界对救灾款的筹集和使用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会发生什 么样的事情。
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遍布各种慈善机构，这是基督教世界 之外的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这之后，或许会使他们去探究一下 这个意味深长的事实的合理内涵。他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具有暗示 性的情形，即中文中大多数表示情感的字都带有“心”字偏旁，可是 “仁”字当中却没有“心”。人们在体现“仁”的美德时，也往往是 不带“诚心”的，其导致的普遍结果我们已经谈到了。让现实的慈善 活动变成一种本能，无论是否有确知的需求，都利用一切机会去做善 事，这样的心理在中国人中间几乎是完全看不到的。这的确不能说是 人类的进步。如果说中国人能培养出上述心理，那也必须经历西方国 家所经历过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使仁慈成为生活中一个固有的组成 部分。
最穷的人也要继 续让他们的孩子早早地结婚，这些孩子又会带来一个又一个大家庭， 就好像他们能养得起这一大家子人似的。这些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所 导致的后果，就是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只能现挣现吃，是名副其实 的“从手里到嘴里”。
中国最突出的 现状就是成千上万人生活在贫困当中，看不到一丝希望。即使是最粗 心的观察者，也不难发现这一事实对人际关系造成的深远影响。生计 的压力，以及因这种压力而养成的种种旧习，使得人们的生活降低到 了纯粹物质的基础之上，甚至在生活的需求不那么紧迫的时候也依然 如此。而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只存在着两个突出的事实：金钱和粮 食。这就是中国人的椭圆中的两个焦点，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都是围 绕着这两个中心旋转的。
中国广大民众的极度贫困，他们为获得最必需的生存条件而持久 进行的可怕斗争，使他们在承受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时表现出了 某种最为奇怪的方式。一个中国人，无论他多么的仁慈，在现实面前 都完全是无能为力的，甚至无法使他所见到的全部苦难减少千分之一 ——何况在每一个灾年，这样的苦难还会成倍地增长。任何一个有脑 子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为减轻灾害所做的那些努力全都是徒劳无益 的，无论是个人的善举还是政府的干预。所有这些办法即便得到了最 好的实施，也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完全无助于消除灾害。他们的做 法，就像慈善机构给患伤寒发高烧的病人分发小冰块那样——每位病 人都能分到几盎司的冰块，却没有医院，没有食品，没有药物，也没 有护理。因此，中国人未能在实践中表现出更多的善心，这并不让人 感到奇怪。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证明之一，就是他们对待各种残疾人的态 度。大家普遍认为，跛子、瞎子（尤其是瞎了一只眼睛的人）、聋 子、秃子、斜眼，所有这些人都应该避而远之。人们似乎相信，如果 一个人身体有缺陷，那么他的道德品质也就同样有问题。根据我们的 观察，这些人尽管并没有受到什么残酷的对待，但他们却很少得到同 情，而在西方国家，这些人是会得到普遍、自然的同情的。在中国， 这些人被认为是由于某些不为人知的罪孽而遭到了报应，这种观点倒 是与古代犹太人的理论不谋而合的。
那些不幸生来就有残疾或是后天致残的人，总是会不断地被人提 到他们的缺陷之处。经常被采用的最温和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对奇 特之处的描述来吸引众人的注意。药铺的伙计可能会对一个病人这样 讲： “麻子大哥，你是哪村来的？”一个眼睛 斜视的人会听到“眼斜心不正”这样的观察结果；或者，一个没有头 发的人则会不断地被人提醒： “十秃九诈，剩下一个不是哑巴就也是 诈。”像白化病这样的疾患也会成为人们在无聊时的取笑对象，这种 玩笑似乎永远都开不够。这些不幸的残疾男女，必须终生对这样的待 遇逆来顺受，要想快活地过日子，就得毫不动怒地听着这些没完没了 的嘲讽。
对待那些有精神缺陷的人，人们的态度也过分地外露了。“这孩 子傻。”一个旁观者会做出这样的评论。这孩子或许一点儿也不 “傻”，但是，不断地当着他的面说他缺心眼儿，他那尚未发育成熟 的心智就很容易遭到摧残。这样对待精神病人以及其他任何一种病 人，是一种很普遍的方式。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最为典型的例证之一，就是新娘在婚礼当天 所受到的对待。新娘一般都非常年轻，她们总是非常胆怯，突然被一 大群陌生人所包围，自然会感到有些害怕。各地风俗差异很大，但有 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没有人在乎这个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可怜孩 子的感受。在有些地方，允许任何一个人掀起轿帘去打量新娘。而在 另外一些地区，未婚的少女们喜欢在新娘的必经之路上占据有利位 置，把草籽、谷糠之类的东西撒到新娘身上，以此取乐，那些碎屑会 久久地黏附在新娘仔细梳理过的、抹了油的头发上。当新娘下轿走进 公公和婆婆的家时，她就像一匹刚买回来的马一样成了众人品头论足 的对象，她此时内心的感受是不难想象的。
中国人十分看重一丝不苟的礼仪，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似乎却意识 不到，某些话有可能是令他人不快的，因此是应该回避的。
中国人的整个家庭生活，也表明他们是缺乏同情心的。 仍然不难看出，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不幸福的。他们不可能 幸福，因为他们缺乏那种被我们视为家庭生活之本质的一致情感。中 国人的家庭通常只是若干个体的一个联合体，这些个体被紧紧地捆绑 在一起，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利益，也有许多差异很大的需求。其结果 就是，中国人的家庭不是我们理念中的家庭，在那里没有同情之心。
在中国，女儿自从出生那天起就或多或少是不受欢迎的。这一事 实对于她们之后的整个一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事实也提供 出了许多有关人们缺乏同情心的意味深长的例证。
有句俗话说得好： “亲娘骂闺女，骂得再凶也还是 娘！”对于那些了解中国家庭的人来说，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女儿 一旦出嫁，除了割不断的血缘关系之外，她与娘家就没有任何关系 了。所有人家的家谱中都没有女儿的姓名，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 统。她已经不再是我们家的女儿了，而成了别人家的儿媳。
一个原则都是不变的，即女儿是婆家的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穷人是没有时间生病的。家里的男人们 不把妇女和儿童的病痛挂在心上，常常放任病情发展，终告不治，其 原因就是没有时间照料他们，或是因为这些男人“负担不起”。
仅凭大灾之年的情形去评判一个民族，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但 是，这里有着这样一个重要的感觉，即这些特殊时期就像一块试金 石，能比寻常年份更准确、更真实地测试出社会生活的那些基本准 则。在中国，卖妻子卖儿女的现象并不仅见于灾荒之年，但是在灾荒 之年，这种现象会非常普遍，使得此类性质的交易都变得无足轻重 了。
这种奇特景象中最令人悲哀的一点就是，中国家庭中的成 员被强制性地卖往遥远的其他省份，这对各方而言却可能是一件最好 不过的事情，这或许就是能让被出卖者和出卖者都能活下去的唯一途 径。
中国人是一个性情温和的民族，在他们中间，必定会有许多没有 被人看到或听到的家庭温情。疾病和烦恼最能唤醒人性中最好的一 面，在一家为中国人开办的外国医院里，我们亲眼目睹的许多事情都 证明，不仅父母与子女之间满怀温情，夫妻之间也相互深爱。就连素 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也都能够彼此关怀。哺乳期的中国母亲会用自 己富余的乳汁喂养失去母亲的婴儿，使那个孩子不至于饿死。
除非出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人们一般不愿帮助别人，这一特点在 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论证。如果有人劝说一个聪明的 却没有机会上学的男孩试着学一学识字，这个男孩会给出的一个最常 见的在很多场合下也完全正当的推诿理由，就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教他 认字。尽管他身边有很多识文断字的人，他们也有大量的闲暇时间。 这种想识字的雄心只要一暴露，就肯定会引来无休止的嘲讽，发出这 些嘲讽的正是那些在中国的学校里混得最久的人，他们会说： “这个 家伙凭什么想走捷径，想花上几个月时间自学，就得到我们多年苦读 才掌握的，又花了一半的时间才忘掉的知识？让他给自己请个老师 吧，就像我们一样。”一个人通过自学获得了任何一种可以被称之为 知识的东西，甚或是那种最基本的常识，这样的事情的确非常罕见， 尽管偶尔也会遇到
众人会对一个落水者袖手旁观，这样的事情会让一位在中国的外 国人感到非常吃惊。几年前，一艘外国汽轮在长江上突然起火，成群 的中国人聚在那里围观，对于营救乘客和船员的事情却很少伸手，或 者完全袖手旁观。刚刚逃上岸的人，许多人竟然被抢走了身上的衣 服，还有一些人被公然杀害了。
中国的公众对许多灾难都持一种冷漠、麻木的 态度，这样的灾难几乎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长途旅行中。有一句俗话 是这么说的： “家穷不是穷，路穷要人命。” 在中国旅行时，或许能最为明显地感觉到，人们对陌生人很少提 供善意的帮助。
有一则报道说，在不久前席卷山东的一个严冬里，潍县县城一家 客栈的店主不让几个冻得半死的行路人进门，怕他们死在店里，就把 他们又推回了大街，这几个人最后全都冻死在大街上！
在中国，尽管人命关天，但在一些情况下人的生命却 很不值钱。最让中国人感到愤恨的罪行之一，就是偷盗。在一个众多 人口都始终处于死亡边缘的环境中，偷盗对社会所造成的威胁被认为 仅次于谋杀。
在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诸多表现之中，最令人惊骇的就是他们的 残酷无情。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的穆斯林比汉族人更残忍。但无论 如何，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人无疑都会赞同，他们对他人的痛苦所 表现出的冷漠，可能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中的人都难以比拟的。尽管 孩子们在家中几乎是不受任何管束的，但从他们开始接受教育的那一 刻起，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个国家最为普及的 启蒙教材《三字经》中就有这样一句话： “教不严，师之惰。”尽管 将这句格言付诸实践的做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为这取决于教师的 性情和学生的智商，但极其严厉的教学方式却无疑是一个普遍现象。
中国有着许多需要，国家领导人认为陆军、海军和军工厂是当务 之急，而对中国怀有良好愿望的外国人则认为，她需要的是纸币、铁 路和科学教育。但是，对这个国家的状况作一番更为深入的分析之 后，难道不会发现她最深切的需求之一就是更多的人类同情心吗？她 需要感受到对儿童的同情，十八个世纪以来，这种情感已经成为各个 种族和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尽管人们并未意识到。她需要 感受到对妻子和母亲的同情，十八个世纪以来，这种情感已经得到长 足的发展，并且深入人心。她需要把人当做人来同情，她需要懂得， 如甘霖一般自天堂洒落的仁爱品质，既祝福行善者，也祝福接受者 ——这是一种神圣的情感，塞涅卡[7]①称之为“心灵的缺陷”，但基督 教的影响已将它培育，使它成了一株花开全球的最美丽的植物，这是 一种美德，一个经常体现出这一美德的人是最接近于上帝的。
中国语言中最难解的字之一就是“气”，这个字常常用来表示生 气，它在英语中被委婉地翻译成了“ wrathmatter”[1]①。在中国人的 哲学和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气”都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一个 人在非常愤怒的时候就会产生“气”，中国人相信，在这个爆发出来 的“怒气”和人的整个机体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关联，因此，动怒 一直被视为一个会导致诸如失明、心脏病等各种疾病的重要原因。
大喊大叫地发出命令或发表评论，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而且似 乎是根深蒂固的。
中国人已经把骂人的技巧提高到了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的完美程 度。争吵一开始，一些脏字秽语便汇成了一条肮脏的水流，英语中没 有任何词汇能与之相比，即便是比林斯门[2]①卖鱼妇们那些恶毒、固执 的用语也都望尘莫及。
孩子们刚刚从父母那里学会这些骂人话，就常常把它们反过来 用到父母的头上，这还被视为一件极大的乐事。
西方人的诅咒往往是声音不高却很深刻的，而中国人的辱骂却除 了声响之外就别无他物了。英文中的咒骂就像一颗有翼的子弹，中文 里的辱骂却像一个肮脏的圆球。
“骂街”的方式常常被妇女们所采用，她们会爬到房子的平顶上 去，声嘶力竭地骂上几个小时，直到嗓子喊哑为止。如果天气很热，他（或者她）就会一口气儿骂到底，然后摇几下 扇子，提提神，接着再愤怒地骂下去。
中国人的争吵如果足够激烈，最终就难免导致程度不等的人格侮 辱。如果事情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中国人首选的、 主要的方式就是抓住对方的辫子，尽最大的力气拔对方的头发。在只 有双方参加，且双方都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十次打架中有九次，“战 斗”便演变成了一场纯粹的拔头发比赛。
每位和事老 都会抓住一个怒吼不止的交战者，对他好言相劝。交战中的一方一旦 发现自己处在和事老的保护之下，立即就会变得加倍狂怒。他会故意 让自己失去控制，直到某个人来把他控制住，然后他会借故把火气都 发出来，这火气对他自己和其他人无疑都没有什么伤害。即便是在最 为愤怒的时刻，中国人也是服从“理智”的，中国人不仅在理论上尊 重理智，在实践上也很看重理智。打架者在冲向敌人的时候被和事老 抱住，打架者于是就转过身来揪打这位好管闲事的和事老，这样的场 面有谁看见过呢？这是这场战斗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即便是在愤怒之 中，一个中国人也能意识到和平的可能性——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他 只不过认为，和平可能不适用于他这个具体的事件罢了。和事老的评 判方式各不相同，但他几乎总能把那位好战的叫骂者拖走，而那位叫 骂者一边走，一边还要回身向他的对手发出恶毒的挑衅。
中国人普遍采用的骂人方式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即他们不认为痛 骂别人的实际缺点是一个“好法子”，而更愿意去追溯那个人最卑贱 的出身，去历数其祖先的不是。
采用这样的语言来对待别人，一准会 被视为一种巨大的侮辱和严重的伤害，不过，其令人感到羞辱的地 方，并不在于有人当着别人的面使用了这样的语言，甚至主要也不在 于这种语言所针对的是他，而是因为所使用的这些词语让他丢了“面 子”。因为造成这一伤害而表示恰当的道歉，这也并不表明那个自知 有过错的人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做出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而是说明 他在骂那个人的时候用错了字眼儿。
让中国人感到幸运的是，他们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如果他 们手中有一把左轮手枪，或是像日本从前的武士阶层那样带着刀，那 就很难预料，“气”的每天释放会造成多少伤害。
中国人一旦感觉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那么，地球上就再也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制止一定量的“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无定量的 “气”之突如其来的，往往是绝对难以驾驭的发展。
一位要求经济援助的老太婆，如果得到的回答是“不”，她就会 躺倒在你马车前的地面上。如果她被马车轧着了，这对于她来说就太 好了，她因此就能指望得到无限期的资助。
“气”在最初的爆发之 后是有机会平息下来的，这项工作由“和事老”来完成，这个角色可 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有的时候，这些最为重要的 人物会给人留下一种非常需要和平的深刻印象，甚至是在事情与他们 毫无干系的时候，他们心甘情愿地在当事双方之间斡旋，一会儿给这 一方磕头，一会儿给另一方作揖，协调双方的利益。
在那些西方国家，我们知道，个体就是一个单位，而国家就是 许多个体的巨大结合体。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单位却是一个家庭、 一座村庄或一个家族，这几个概念通常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家庭成员之间是相互负有责任的，仅次于这种责任的，便是邻里 之间相互承担的责任。无论这些“邻居”相互之间有没有亲戚关系， 他们需要承担的责任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们之所以有责任，仅仅 因为他们是比邻而居的。这种责任的根据，就是那种认为善和恶皆会 传染的理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子的母亲三次搬家，就是为了 找一户合意的邻居。对于一个刚刚受到那种支配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 共和思想熏陶的西方人来说，与何人为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或者说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他住在城市里，他可能在一座房子里住了一 年还不知道隔壁人家姓甚名谁。
许多官员对自己的任何工作都不感兴趣，只关心自己能从中捞 到多少好处，而他们的职责又琐碎繁杂，他们只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的秘书和其他下属。
同中国所有的官员一样，县官理应对其管辖区域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了如指掌，并且神通广大，能够阻止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
户籍登记制度与古时候撒克逊人的十户区和百户区制很相似，它使得地方的责任很容易得到明确。
从人口普查当中又捞不到什么“油水”，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言，中国的人口普查只不过是一种想象中的虚构之物。
皇帝有时会发布罪 己诏，向上天坦承他犯下的过错，将洪水、饥荒、暴乱等灾祸统统归 咎于自己，并乞求上天的宽恕。他对上天所负的责任，一如他的官吏 们对他所负的责任。如果皇帝被推翻，这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天 命”，“天命”将把王位交给另一个能治理这个帝国的人。
在中国人有关责任的教条中，有一条与西方人的思维标准最相抵 触，这就是一人犯罪、满门抄斩这种东方式做法。
一幢高 楼倒塌下来，压死了许多人，建筑师在受到批评时却表示，他在设计 时已经做到最好，最后谁也没有听说他受到了处罚。如果一艘铁壳船 翻了，或是一场战役因为准备不充分或时间选择错误而失败，人们会 滔滔不绝地指责那些有可能导致这类事件发生的体制弊端，却没有任 何一个人会受到处罚。
中国人在公共正义的观念上远远落后于我们， 但是我们难道不应该明智地借鉴中国人的古老经验吗？他们的这一经 验就是，为了维护政治体制的安全，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全 责。
中国人的责任理论，对于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关系重大。
对自己推荐或引见的人的品性、行为、债务负有责任，这是一个 得到公认的社会义务，这一点应该得到那些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的重视。
中国人有诸多令人钦佩的品质，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天生的遵纪守 法。这一素质究竟是他们社会制度的结果还是其原因，我们不得而 知。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是一个守法的民族，这既是天性使然，也 是教育的成果。
一个人虽然可以“远走高飞”， 但他却是逃脱不了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即使他自己可以逃脱，他的家庭也逃不掉。这样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的确并不能让一个坏人变好，但却常常可以防止他变得十恶不赦。
读书人见到官员时往往怕得要死，不敢开口说话，除非迫不得 已，尽管这案件和他们一点儿干系也没有。
人们在一个中国城 市里生活要比在一个美国城市里生活更为安全——在北京比在纽约更为安全。我们相信，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旅行，要比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内地旅行更为安全。不要忘记，中国人就整体而言，像任何一个美国移民那样盲目无知，并且心存偏见。正如我们一向所见，他们是天生的暴民。但令人感到奇怪的并不是暴乱的发生，而是这样的暴乱并不经常发生，也很少危及外国人的生命安全。
上天会受到人类的行为和精神的影响，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信条。
在中国，冷热的交替不像在伟大的共和国[4]②里那样无法预 测，毫无规律可循，而是平稳的、渐进的，与那种古老的、宗法的体 制十分匹配。皇历就是对存在于中国的那种天、地、人三者和谐理论 的权威阐释。
我们不知道这本皇历是否适用于这个帝国辽阔疆土上的 所有地区，但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这本皇历的确具有信号服务 的功能。在标注为“立春”的那个时刻，春天来临了。我们在好几年 间都注意到，在“立秋”那天，皮肤就会明显地感觉到气候的变化， 在这一天之后，夏日的暑热便不会再有了。一年中的任何一个月都可 能遭到霜冻那毫无规律的、极具破坏性的侵袭，这在那些民主国家中 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人们也只好听之任之，而中国的历书却将二十四 个“节气”中的一个定为“霜降”。几年前的某一年，这个“节气” 出现在公历的10月23日。在这天之前，哪怕是最零星的霜花也不曾出 现。而在这一天的早晨，地面就结上了一层白霜，其后的每天早晨也 都是如此。我们对这一现象观察了好几年，发现其误差很少会超过三 天。
在中国，不仅无生命的东西遵循因果关系和自然法则，就连有生 命的东西也是如此。好几年来，我们总会注意到，在早春里的某一 天，窗框上会出现几只苍蝇，在此之前好几个月都见不到它们的踪 影。每一次，我们都会很有信心地翻开皇历加以验证，结果发现这一 天果然被标明为“惊蛰”！
有人说过，使用英语的种族，其血液中流淌着某种不守法则的基 因，这种基因使我们难以忍受各种规则，一受到约束就躁动不安。
布 莱克斯通[5]①说： “我们英国人的强大祖先认为，在一个给定的精确时 间里出现，或是做任何事情，这不符合一个自由民的身份。”不过， 正是由于我们勇敢祖先的这一特性，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的学说才不 得不经过长久的等待之后才得以确立。
我们在下文将要谈及的中国人的相互猜疑，并不仅限于这个民族，而 更像是所有东方人共有的一个特征，当然，这一特征的表现形式无疑 经过了中国体制之精英们的改造。
在中国长期盛行的猜疑之风，引起一个陌生人关注的第一个表 现，便是这个帝国无处不在的环城而建的高墙。
无论何时，一旦出现危险的信号，第一件事情 就是修复城墙。这种维修工程提供了一条便利的途径，可趁此向那些官员或其他暴发户们敲一次竹杠。
在中国，这么多城市之所以要建造城墙，其坚实的根基就是政府 对其人民的不信任。
尽管皇帝在理论上是其子民的父亲，他的臣下也 被称作“父母官”，但上上下下各个方面都心知肚明，这都像加法和减法一样，纯粹是一些术语，人民与统治者的真实关系，就像是孩子与继父的关系。
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都充斥着各种叛乱，其中的大部 分叛乱显然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及时地采取适当的行 动。然而，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或许政府根本就不想那样做， 或许是力所不能及。与此同时，正如政府早该预料到的那样，民众渐 渐地起来反抗，官员们则迅速躲进这些现成的防御工事，就像一只缩 进壳里的乌龟，或是蜷成一团的刺猬，把一场动乱留给军队来慢慢解 决。
同样困难的事情就是，该如何让那些对西方国家感兴趣 的中国人懂得，这些国家的人民为何不在自己的住处周围修建围墙。 中国人马上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坏人，尽管这 种想法并无根据。
中国的农村人口几乎都聚居在村庄里，村庄其实就是一个个微型 城市，这也构成了相互猜疑的又一个例子。防御的对象不是外来的敌 人，这是彼此之间的提防。
据贝德禄先生描述，“地主和他的佃户可以说是没什么差别地居 住在田地间的农舍里，他们与其说是群居，不如说是分散开来的”。 如果说，这种不同于一般规律的例外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这个偏远 的省份，人们对和平的渴求比在其他地方更为强烈，就像冯·李希特 霍芬男爵[1]①所指出的那样。
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发现的中国人以及所有东方人的猜疑之最为明 显的例证，就体现在面对妇女的理论和实践之中。
“蛾眉善妒”，“妒”这个字会让 人联想起它的同音字“毒”，这种联想正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这一理 论很好地体现在这样一首中国古诗中： 青蛇口中舌， 黄蜂尾上针。 两般犹未毒， 最毒妇人心。
一位优秀的汉语学者仔细地考证了一百三十五个“女”字偏旁的 常用字，发现其中有十四个是褒义词，如“好”、“妙”，等等，在 其余的汉字当中，有三十五个是贬义词，八十六个是中性词。
据说，人们之所以相互不信任，原因有两个：其一，因为他们彼 此不了解，其二，因为他们彼此了解。
尽管中国人天生 具有结盟的能力，这种能力时常令人联想起化学原子的聚合，然而， 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向适当的对象小心提问，就很容易确知，中国人并 不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绝对地彼此信任。
如果他们当中某个人做了某件不光彩的事 情，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老爷是怎么发现的”，而是“谁把我 的事儿告诉他的”。
中国仆人知道如何利 用外国人的善良天性
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协商和调整，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只要往 相关人士的家里送封信，诸般事宜或许就能安排妥当了，可这在中国 却行不通。在中国，当事人必须亲自出马，面见对方当事人。如果对 方不在家，就得一趟又一趟地前去拜访，直到见到要见的人为止，因 为没有人能够断定，通过其他中介交办的事情不会被歪曲。
并不是每一种文明形态都强调款待陌生人的义务。在与东方人有 了实际的接触之后，所罗门的那些要人们提防陌生人的箴言，有许多 都具有新的含义，但是，中国人却将他们的警觉提高到了一个难以超 越的高度。
中国人本能地承认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猜疑，一个最为明显的例 子就是，他们不愿一个人单独留在一个房间里。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个充 满智慧的警句体现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 中，绝对必须脚步轻轻地走路，也不能表现出过分的关切。这
中国白银市场的混乱状况，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钱庄不信任他们的 顾客，而顾客也不信任钱庄，双方都有最充足的理由。中国南方的每 一枚被切去一角的银元，中国任何地方的每一块被切去一点的银锭 儿，都是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猜疑本性的见证；他们在想做生意的时 候是精明的，他们在不愿做生意的时候更加精明。
中国的利率很高，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甚至更高， 这也是相互缺乏信任的一个见证。在这种过分的勒索之中，很大一部 分并不是这笔钱的使用费，而是风险保险金，这里所冒的风险是巨大 的。中国几乎完全没有我们在西方国家十分常见的各种投资方式，这 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资源没有得到开发，而是由于这个民族相互之 间普遍地缺乏信任。“民无信不立”[5]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 许多事情会长时间地难言其“立”，会给这个民族的利益带来巨大的 损害。
中国人性格的一些重要特征——组织能力、经商能力、 相互猜疑、无限度的轻信，以及对西方人的体制和发明不言而喻的蔑 视。
中国政府的结构也包含着许多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实是亚洲 特有的一个现象，据说，在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出现了宦官；但是 在当今这个朝代，满洲人却用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对付这个危险的阶 层，剥夺了他们在过去各个朝代里那种祸害他人的权力。
满人和汉人在政府管理方面的奇异结合 就提供了又一个例证。比如，在“六部”中的某一部担任正职的人， 可能同时担任另一个部的副职。通过这样的互相牵制和平衡，国家机 器的均衡运转才得以维持。机构庞大、地位重要的检察机关的设置， 也构成了关于这种猜疑的另一个证明
对政府动机的猜疑，将会长期妨碍中 国需要进行的种种改革。三十多年前，就有人向北京某位显赫的政治 家指出过发行小银币的重要性。他非常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最好永远 都不要试图去改变这个国家的货币： “如果试着那样做，百姓马上就 会认为政府要从中渔利，这是行不通的。”
多么明显，当人人都对此猜 疑皱眉的时候，新生事物的引进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已故的倪维思博 士[7]①在中国培植高级外国水果，他在芝罘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水果明 显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可是他每走一步，都不得不与这种猜疑作斗 争，若是换一个少一些耐心、少一些善心的人，就会厌恶地放弃这一 计划。
自然同一性的信念在中国似乎是完全缺失的。 贝德禄先生提到四川某山区有一种说法，认为长鸦片的地方，地下就 有煤。然而，这却并不仅仅是无知者的观念，因为彭北莱[8]①教授曾 说，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对他说过同样的话，并将这个说法当成了 反对过快采煤的论据，而煤炭开采的增长率却无人知道。据说，已故 的政治家文祥[9]②读了丁韪良[10]③博士的《天道溯源》之后，有人问他 有何看法，他回答说，书中的科学部分他打算接受，但其中断言地球 围绕太阳旋转的那一宗教部分，他则实在不敢苟同！
真正的原因在于，人们担心这 份礼物会成为某种借以展开敲诈勒索的基础，这种方式中国人是再熟 悉不过了。
外国与中国交往的整部历史，在中国一方就是一部猜疑和推诿的 历史，在外国一方也无疑有着不少严重的失误。
中国是一个谣言泛滥的国家，人们的内心时常充满恐惧。无限的轻信和相互的猜疑，构成了这些 可怕的谣传滋生和成长的土壤。
中国的每个地方都适宜于谣言的迅速传播，几乎 没有一个省份没有出现过某种形式的谣传。
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 真正的诚信如此背离，这使得他们的敌人可以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 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正是这 个民族非常突出的一些特征。
关于所谓的“诚信”，中国人的标准与西方各民族现 今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区别。一个独具慧眼细读中国经典的人，能在字 里行间读出许多拐弯抹角地表达出来的欺骗、推诿和谎言。他还会发 现，中国人对西方人开诚布公性格的看法可以被压缩成这样一句意味 深长的话： “直而无礼则绞。”[2]②在孔子的《论语》中可以看到这样 一件与孔子和孺悲有关的事情，这件事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是意义深 长的，而一个儒学弟子却会完全不解其中意味。以下这段文字，摘自 理雅各的译文[3]①：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 而歌，使之闻之。”孔子的目的是避免一件麻烦事，即直接说出孺悲 不是他想见的那种人，因而，他便采用了这种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做 法。
孔子的这个做法也被孟子所仿效了。作为某诸侯国的客人，他被 邀请去上朝，但孟子希望得到诸侯王先来拜访他的荣耀，便称病不 去，为了显示这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他在第二天就出门拜访了别人。 陪伴孟子过夜的那位官员，与这位圣人就这种处理方式的可取之处谈 了很久，但是他们的讨论只谈了礼节方面的问题，却没有涉及为方便 起见而撒谎是否道德这样的问题。[4]②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根据可供做 出推断，与这件事情相关的人当中有谁曾想到过这个问题，给学生讲 解这个片断的一个现代儒学先生，也给不出更多的解释。
毫无疑问，就保护历史记载的本能而言，古代的中国人要比同一 时期其他许多国家的人超前很多。他们的史书虽然冗长啰唆，却无疑 是包罗万象的。许多西方作者似乎都对中国的史书极其赞赏，对书中 的叙述也确信不疑。
下面一段文字摘自维也纳大学教师辛格博士的一 篇文章，其译文刊登在1888年7月的《中国评论》上： “科学的批评早 就承认并越来越多地证实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历史可信性。比如李希特 霍芬，这位刚刚对中国进行过最广泛考察的学者，在谈到中华民族性 格中令人惊讶的矛盾成分时，就将这样两个现象进行了对比。一方 面，是他们在记录历史事件时的一丝不苟，以及他们在无论面对什么 统计细节时都追求真知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在中国无处不在的欺 骗和做假却得到了绝对、普遍的许可，无论是在一般交往中还是在外 交谈判中。”有一点必须牢记，历史的精确性可以通过两个完全不同 的方式来体现：一是按照顺序和比例来叙述事件，二是通过对性质和 动机的分析来解释这些事件。那些广泛阅读过中国史书的人士会说， 就前一种写法而言，这些史书在其写作年代无疑是举世领先的，而就 后一种写法而言，它们却未必体现出了辛格博士所说的那种严谨。我 们不能对我们不甚了解的题目发表任何意见，我们只想让大家注意一 下这个即便不是史无前例的、也称得上十分独特的现象，即一个沉湎 于撒谎的民族，与此同时却又能造就出一代又一代尊重真理的史官。 历史学家的情感会歪曲历史，可那些使其他国家的历史受到过歪曲的 同样情感，在中国就不起作用了吗？难道同样的原因在中国就不会像 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导致同样的结果吗？
记住这样一点也很重要，即不仅儒家的教义在尊重历史方面存在 着很大的缺陷，而且就连至圣先师本人的实际做法也未必是忠于史实 的。理雅各博士对“以一眚掩大德”[5]①很不以为然，却十分重视孔子 编纂《春秋》时的取材方式。这本史书记载了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 史，是孔子在逝世前的两年间编成的[6]②。下面这段话摘自理雅各博士 收录在其《中国的宗教》一书中的一篇关于儒学的讲稿： “孟子把《春秋》视为圣人最伟大的成就，并说它的出现会让乱臣贼子们感到 害怕[7]③。
事实上，这部编年史十分简略，不但如此，它还是闪 烁其词、容易使人误解的。在近一个世纪之后对《春秋》进行了校勘 和增补的公羊，曾说此书‘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我在 我那部《中国经典》的第五卷中指出，这个‘讳’字包含了我们英语 中三个单词的含义——即忽视、隐藏和误传。我们对此该说些什么 呢？……我时常希望通过否定《春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来快刀斩乱 麻地解决我们此刻所面临的问题，但是，那个把这一问题和孔子的 手、笔捆绑在一起的证据链却是非常有力的。如果一个外国学生要采 用这种十分粗暴的方法，使自己能够打量一下这位哲学家，却看不到 这种不忠于历史的缺点，那么，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都不会同 情他的，也不会怜悯他的精神苦恼。‘真实’是孔子与其弟子经常坚 持的一个原则，但是，《春秋》却引导他的同胞对他们自己和其他人 隐匿了真相，只要他们认为这些真相会对国家或圣人们的名声造成不 利的影响。”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那些宣称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可信的人也随时 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限于历史。当然，不可能去证明每一个中 国人都会说谎，即使有这个可能，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只要中国人 的良心觉醒过来，他们的注意力被引到这个问题上来，他们自己也可 以给出最有力的证明。
时常听到一些中国人这样谈论他们的民族，就 像南太平洋岛上的首领谈论他的部落： “我们的嘴巴一张开，谎言就 诞生了。”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人之说谎，似乎并不像有些人以为 的那样是为了说谎而说谎，而主要是为了获得某种不撒谎就无法获得 的好处。贝德禄先生说： “他们不会说真话，他们同样也不相信真 话。”笔者的一位朋友接待了一个中国小伙子的来访，小伙子学过英 语，希望在他的英语词汇中再增加上“你撒谎”这句话。我的朋友把 这句话告诉了小伙子，并提醒他不要去对外国人讲这句话，否则准要 挨揍。小伙子对这个奇怪的提醒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惊讶，因为在他的 心目中，这句话与“你在哄我”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无伤大雅的。
。柯 克先生，伦敦《泰晤士报》1857年的驻华记者，在谈到西方人很反感 人家说他撒谎这个问题时说道： “但是，如果你这样去说一个中国 佬，你是不会让他生气的，也不会使他感到有失身份。他不会否认这 个事实。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可不敢在阁下面前撒谎。’对一个 中国佬说： ‘你说谎成性，你现在就在编瞎话。’这就如同对一个英 国人说： ‘你一贯爱讲俏皮话，我相信你现在脑子里就有好几句糟糕 的俏皮话。’”
中国人的日常话语中充满了不信，尽管这还达不到谎言的地步， 却使得几乎每一件事情的真相都很难被了解。在中国的确是这样的， 即真相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稀罕的东西。一个人永远都不敢断定，别人 已经把一件事情完整无缺地全都告诉给他了。
一个十分熟悉中国人的人士，不会因为听到关于一件事情的全 部陈述就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这件事情，而是会把听到的内容与其他 事情联系起来，最后再叫上几个他最信任的中国人，对这些可疑的事 实进行一番推敲，以确定其中哪些东西可能是真的。
诚信的缺乏，再加上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猜疑，就足以解释这样一 个事实，即中国人的谈话常常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却没有任何实质 性的内容。外国人在中国人那里看到的许多难以理解的东西，都来自 于中国人的不诚信。我们无法断定他们之后会怎么样，我们总是感到 背后还藏着一些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一个中国人来到你身 边，向你神秘地耳语一些有关另一位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情时，你 往往会心头一沉。你无法肯定这位说话者是否在讲真话，他所说的那 个人是否掉进了陷阱。从来就没有人能够担保，中国人的最后结论的 确是最终的。
在遵守约定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很少有人具有高度的良知。这个 性格是与他们误解的才能，与他们对时间的漠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人不诚实天性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们面对孩子们时 的做法，孩子们被教导不要去做诚信的人，尽管无论是教育者和被教 育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
中国人表面的、虚假的礼貌之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自告奋勇地要 去做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但这样的建议别人却不能接受，或不会 接受。
可以与虚假的谦逊相提并论的是虚假的同情，后者是由一些空话 构成的，但是，中国人并不应该因此而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没有足够 的物质条件去扩大他们对别人的同情，无论是多大数量的同情还是持 续多久的同情。然而，最倒人胃口的还不是空洞的同情，而是虚假的 同情，以及一直存在着的那种兴高采烈地面对他人死亡的情感。
一个颇知内情的人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认为两个中国人做一桩 普通的生意，其过程就是一个人成功地欺骗了另一个人。
假秤、假尺、假钱、假 货——这些现象在中国很难绝迹。甚至连那些很大的商号也会挂出醒 目的招牌，向公众宣示，他们一定能在这里买到“货真价实”、“绝 无二价”的东西，可这些东西却是名不副实的。
中国社会之团结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一直存在着一种向亲戚借 东西的习惯，有时会说一声，有时连招呼都不打。许多这样“借”来 的东西马上就被送进了当铺，如果主人想再要回来，就得花钱去赎 了。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的这些非常醒目的缺陷，在 西方国家中同样能看到，然而，清楚地看清两者之间本质上的不同， 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中国人善于敲诈勒索，上至皇位上的皇帝，下至国家中最卑贱的 乞丐，莫不如此。
中国政府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例 证。在中国的整部对外关系史中，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官方与其民众 之间的所有交往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事例。那些不断颁布的各种告 示就是一个简明的例子，这些各级官员都会发布的告示数量极大，措 辞得体，内容包罗万象。其中缺少的唯一东西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堂 皇的命令并没有指望得到执行。
作为整体的统治 阶级并不是这个帝国最优秀的阶级，反而是最糟糕的阶级。一位聪明 的道台曾对一个外国人说： “皇帝手下的官员全都是坏人，全都该 杀，可杀了我们也没用，我们的继任者会像我们一样坏。”
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中国的官僚 阶层并不为比他们低一级的阶层，即商人阶层所信任。他
中国的财富足以用来开发这个国家的各种资源，如果缺乏信心， 谨慎的资金是不会从藏身之处跑出来的。中国有足以满足各种需要的 学问，中国也不缺乏各个方面的人才，但是，缺乏以诚信为基础的相 互信任，所有的一切都无助于这个国家的复兴。
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这个民族最为突出的智慧成就。一位 西方读者的确难免会感觉到，他在儒学经典中读到的许多东西都是枯燥空洞的。
其他民族依赖的是物质力量，而中华民族依 赖的是精神力量。
中国的古籍之中完全没有任何会使读者的心灵变得庸俗的东西， 这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常常被人们提到，这或许就是中国古籍与印度、 希腊和罗马文献的最大区别。密迪乐先生说： “无论古今，没有一个 民族能像中国人这样拥有如此圣洁的文献，其中完全没有一处放荡的 描写，没有一句出格的话语。四书五经中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批注， 都可以在英国的任何一个家庭里大声诵读。再重申一遍，在其他任何 一个非基督教国家里，偶像崇拜总是与活人祭祀和罪恶的化身相关 联，同时还伴有放荡的仪式和纵酒宴乐。而在中国，却丝毫没有这样 的迹象。
皇帝的统治好坏与否，他个人要直接对上天负责；人们的奋发向 上要比统治者更为重要；统治者必须有德有能，他们必须以德施政； 关于人与人之间五种关系的重要理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 这些观念就像一座座山峰，耸立在中国人思想的一般水平之上，吸引 了所有观察者的关注。
通过某些事例，不难回溯那些古代英雄豪杰从被尊敬到被纪念， 再从单纯被纪念到被崇拜的历程。可以说，中国的所有神都是死人， 根据祖先崇拜的习惯还可以说，中国的所有死人都是神。
不言而喻，人是具有崇拜自然之倾向的。对那些不可抗拒的未知 力量的感知，会使人们将这些力量人格化，并做出一些外在的崇拜举 动。这些举动的基础就是这样一种假定，即这些自然之力是有知觉 的。正因为如此，到处都建有风神庙、雷公庙，等等。北极星也一直 是一个崇拜对象。在北京建有日坛和月坛，这与皇权崇拜有关，但在 有些地方，太阳崇拜也是广大民众一个约定俗成的活动，这个活动在 被他们定为太阳“生日”的二月里的某一天进行。这天一清早，村民 们就出门走向东方，去迎接太阳，傍晚则出门向西行走，护送太阳归 去。一年里对太阳的崇拜就此告一段落。
这种自然崇拜极为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对树木的崇拜，这 在某些省份（比如河南的西北部）是再常见不过的了。一个人走过大 小不等的几百棵树，只见每棵树上都挂着小旗，表明这是某个神灵的 住所。这即便不是崇拜的外在标志，也是十足的迷信。
中国人下层阶级的多神论和泛神论，与上层阶级的纯粹无神论正 好形成了对比。
朱熹，一位博学的中国典籍注释家，他的威望如此之高，使 得针对他的观点的任何疑问都会被长期视为异端邪说。这个影响已经 覆盖了经典的教义，他的解释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在我们看来， 还是彻底的无神论的。
就像黄河改道一样，宋代的理学家们把唯物主义的潮流引入 了中国思想的江川，这股潮流已经泛滥了七个世纪，留下一片满是无 神论黄沙的精神荒原，根本无法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
道教已经 退化成一种对付妖魔的法术体系。道教曾从佛教那里借鉴了大量东 西，以弥补其先天不足。佛教的被引入，是为了满足人类的一些先天 需求，而儒学却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去满足这些需求。
一个人可以立刻成为儒家弟子、佛教 徒和道教徒，这并没有什么不和谐的感觉。佛教吞并了道教，道教吞 并了儒学，但后者最终又吞并了佛教和道教，结果导致了“三教合 一”！
学者会使用许多拉丁 语单词，还混杂着一些诺曼语单词，而农夫则主要使用朴素的撒克逊 词汇。但不管是学者还是农夫，撒克逊语都是基础，其他的语言都只 是补充。在中国，儒学就是基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家弟子，正如 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一样。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添加多少佛教或 道教的观念、术语和实践，要视情况而定。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在同一个仪式中把“三教”融合在一起，其中的不和谐和矛盾，并不 比我们在把起源于不同民族的词汇编织在同一个句子里所遇到的更 多。
这种不同信仰的机械结合所导致的两个后果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第一个结果就是，这违背了中国人遵从序列的本能，中国人尤其因这 一本能而出众，这一本能在精心划分官员级别的做法中得到了醒目的 体现，从一品到九品，各有各的标志，各有各的特殊权限。肯定有人 曾在中国的众神中寻找类似的等级划分，可是却一无所获。如果问一 个中国人哪一个神更伟大，是“玉皇大帝”还是佛陀，这个提问就是 枉然的。
在中国人的神明世界里，没有固定的权威等 级，但这样的极端混乱如果出现在人间，就等于长期的无政府状态。
这样的场景在“三教堂”里表现得更加明显，那里并排供奉着孔子、 佛陀和老子的塑像。最受尊敬的位置在中间，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应该 是孔子的，或者，如果不是他的话——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树立过任何 一个神灵——那就应该是老子。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个排序问题过 去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但是，我们所听到的几乎所有例证却都对佛陀 有利，尽管他是一个外国人！
所有的信仰在中国的结合所带来的另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就是 任何一种信仰都把人的道德本质贬到了最低层次。有一条定律与此构 成了呼应，即劣币注定会驱逐良币。儒学所有那些高尚的格言，却完 全无法让儒家弟子们消除对道教大加描述的那些妖魔鬼怪的恐惧。常 常有人指出，在现今所有的文明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 迷信和轻信，这个看法也常常是正确的。富有的商人和博学的学者， 都不羞于让别人看到自己每月花两天时间专门祭拜狐狸、黄鼠狼、刺 猬、蛇和老鼠，还要在它们的牌位上写上“大仙”二字，认为它们会 对人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著名的中国小说《西游记》里，主要人物之一是一只最 初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他后来慢慢地进化成了一个人。在有些地 方，这位想象中的角色也被当做雨神来崇拜，而既没有被当成河神也 没有被当成战神。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例子更清楚地说明，在中国，真 实和虚构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分界线。对于一位西方人来说，原因与结 果是互相关联的。而一个中国人向一只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的大脑 中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我们不得而知。
比对神的敬而远之更进一步的，就是仪式上的崇敬，即按照一种 特定的方式来举行一种特定的仪式，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某 些特定的外在结果。
不谈论一下 什么是端庄稳重，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说起神圣感。
中国人习惯于只从表面上去看待宗教仪式，有一副对联就是很好 的例证，这副对联曾不无讽刺意味地被贴在一座没有香客的寺庙门前 的两根柱子上： 庙里无僧风扫地， 寺中少灯月照明。
人们常说： “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这就 是说，如果神灵完全不存在，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害处；而如果神灵确 实存在，却又被忽视，他们就会发怒，就会报复。
可以看到许多的中国朝圣者一步一磕头，有时要耗费很长一段时 间来完成这一沉闷而又艰难的朝觐之旅。若是问起他们承受这些苦难 的动机，他们会告诉我们，对神灵的虚假崇拜太多了，因此朝圣者就 有必要通过这样的苦行来表明，他们的心是虔诚的。无论人们会对这 些例外现象作何评价，我们都要毫不犹豫地断言，我们在谈到中国人 的相互关系时已经提到的那种缺乏诚信的特征，在他们的崇拜中甚至 有着更为显著的体现。
。在维修寺庙的时候，每位神灵的眼睛也许都会被贴上一张 红纸，这样他们就看不见周围的混乱，混乱也就不会被视为不敬了。
每逢岁末，灶王爷都要回到天上去报告每家每户的行为，但是， 他的嘴唇会被抹上黏稠的蜜糖，以防止他去汇报他看到的坏事，这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事情是中国人战胜神仙的一个典型例证。
人们常用纸钱去抚慰那些女婴的魂灵，这些点燃的纸钱，就是 供那些女婴的魂灵花费的！送子观音的庙与大多数其他庙宇不同，经 常光顾那里的都是妇女。一些送子观音庙里有许多做成男孩模样的小 泥人，有些放在送子娘娘的怀中，有些则像货物一样摆在架子上。中 国妇女在拜谒这些寺庙时的做法，就是把标志这些孩子性别的部分掰 下来，吃下去，以此来确保生下一个男孩。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这样一个风俗，每当类似霍乱这样的致命 传染病蔓延时，人们就在六月初或七月初过新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 蒙骗瘟神，瘟神会惊讶地发现他算错了这一年的时间，于是就会离 去，瘟疫也就结束了。这种做法人所共知，“秋二月”因此也就被当 成了“永远不”的另一种说法。欺骗神灵的另一个方法，就是让一个 人钻到摆放供品的桌子下面，把脑袋从桌子中间专门挖出的洞里伸出 来。神灵以为真的有一颗人头作为供品，于是便会做出相应的举动 来。而这个人把脑袋缩回去，就可以享用他理应享用的好运了。
有个村庄决定把神像从庙里移出 来，把庙改为学堂，他们满心希望从这些神像的心脏部位找出一些 “银子”来，以顶替部分搬迁费用。但是，这些头脑单纯的乡下人并 不明白中国神灵的方式，也不明白和那些神灵一样的塑像人的方式， 因为，他们搜寻到那些贵重的心脏时，所找到的只是一些锡块！毫无 疑问，和尚们的确会把珍宝藏在他们的神像里面，与此相关，寺庙也 时常被盗，神像不是被整个儿地盗走，就是被当场捣毁。那些被认为 是崇拜神灵的人，对待中国人的神却如此粗暴，这是令人难以理解 的。我们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位县官审理一桩案子，这案子牵扯 到一位和尚，和庙里的佛陀也有一点儿关系。于是，这位神灵被传到 县官面前，叫他下跪，他没有做到，县官于是命令打他五百大板，这 一次，这位神灵变成了一堆土渣，于是便对他做出了缺席审判。
几乎每一年都要祈求雨神，让他对这片干旱的土地显灵，这片土 地已经无法耕种，除非来一场降雨。在持续了很久却依然毫无结果的 祈求之后，村民们通常都会做一点儿小小的调整，把战神从庙里请出 来，放在最热的地方，这样他便可以了解到天气情况，而且是真实的 第一手信息，并不仅仅是道听途说。对神灵的行为毫不掩饰地表示不 满的习惯，在这样一句俗语中就有所表现： “三月四月不修房，五月 六月骂龙王。”
可能会让一个不熟悉中国人 性格的人最自然不过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人完全不可能有任 何宗教。这样的论断，也的确经常有人直截了当地道出。密迪乐先生 在他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中就引用了古伯察先生某些过于宽泛 的概括，并加以指责，断言那是“对人类很大一部分人之高尚生活的 毫无根据的诬蔑”。密迪乐先生一向愿意承认，中国人既不关心持续 了几个世纪的教义辩论的纯粹结果，也不在意把这些结果当做其信念 的各个民族的行为。但是，密迪乐先生坚决否认这样的断言，即中国 人“缺乏对不朽的渴望，缺乏对美好和伟大事物的由衷敬仰，缺乏对 美好和伟大人物持之以恒、毫不动摇的挚爱，缺乏渴求，缺乏一种对 崇高和神圣的内心向往”。
威妥玛 爵士[11]①，最近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如果宗教不仅仅是伦理，我就 否认中国人有宗教。他们的确有偶像，或者确切地说，是多种偶像的 混合，但是他们没有信念；不够成熟的偶像崇拜有无数种，他们可能 会嘲笑这些崇拜，却不敢漠视这些崇拜。”
道教与佛教已经对中国人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但是，中国人却依然既不是道教徒，也不是佛教徒。他们 是儒家弟子，无论在他们的信仰之上添加些什么，或者，无论借助其 他的思想体系从他们那里拿走些什么，中国人都永远依旧是儒家弟 子。
一、“儒学认为它与现存的神没有关系。” 二、“没有对人的灵魂与肉体加以区分，无论是就肉体意义还是 就生理意义而言，也都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清晰定义。”
认为“灵 魂”或气会变成空气，肉体则会变成泥土，这种得到了持续发展的理 论，是与一个真正儒家弟子的不可知论的唯物主义完全吻合的。
往往 很难让一个中国人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即他是有三个灵魂、一个灵 魂还是根本没有灵魂。
三、“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是圣人，另一些人却生来就 是凡人。” 四、“称所有人都具有达到道德完善所必需的才情和力量，而与 此断言构成对立的事实却没有得到解释。” 五、“儒学关于罪恶的训诫，口气不够坚决和严肃，因为，除了 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谴责之外，它没有提及对罪恶的惩罚措施。” 六、“儒学就总体而言对罪恶的洞察不够深刻。” 七、“儒学因此发现它不可能去解释死亡。” 八、“儒学不知道那种能使人的本性适应于其理想的中介。” 九、“祈祷及其道德力量在孔子的体系中没有一席之地。”
十、“尽管信任的确经常得到强调，但是这种信任预期，即谈话 中的诚实，在现实中却从未得到鼓励，更确切地说，事实正好相 反。” 十一、“允许并容忍一夫多妻制。” 十二、“认可多神论。” 十三、“相信算命、择日、预兆、托梦以及其他一些幻象（比如 凤凰等）。” 十四、“把伦理与外在仪式混为一谈，使之成为一种专横的政治 形式。” 十五、“孔子对古代制度的态度是反复无常的。” 十六、“关于特定的优美旋律会影响人的道德的断言是荒谬 的。” 十七、“好榜样的影响被夸大了，孔子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 证。”
如果真如儒家伦理学所言，君是器皿民为水，杯子是圆的水亦 圆，盘子是平的水也平——那么这似乎就很难解释，中国的伟人们为 什么没有对那些研究其生活的人产生强烈的影响，矫正他们的性格。 如果真如儒学家们所说，榜样的力量的确是强大的，那么，其效果相 比之下为什么如此微弱呢？下
十八、“在儒学中，社会生活体系就是一种专制，妇女就是奴 隶，孩子在父母面前没有任何权力，在与长辈的关系中处于臣民的地 位。” 十九、“孝顺被夸大到了神化父母的地步。” 二十、“孔子体系的最终结论，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即崇尚 贤人，亦即人的神化。” 二十一、“除了那种没有任何真正伦理价值的祖先崇拜，没有一 个关于不朽的明确概念。” 二十二、“所有的愿望都想在现世得到实现，自私自利在无意之 中得到鼓励，这即便不是贪婪，也至少是野心。”
二十三、“整个儒学体系没有给予普通人以任何安慰，无论是在 他们生前还是死后。” 二十四、“中国的历史表明，儒学并不能给人民以新生，让他们 去过更高尚的生活，去做更高贵的事情。在当今的实际生活中，儒学 已经与黄教[14]①和佛教的观念及做法充分地融合在了一起。”
无论是儒学还是与儒学混合的其他宗教，都无法“给人民以 新生，让他们去过更高尚的生活，去做更高贵的事情”。
宗教信仰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以像 吉本[15]①评论古罗马那样来评说中国，即对于普通人民而言，所有的 宗教都同样的真实；对于一位哲学家而言，所有的宗教都同样的虚 妄；对于一位官员而言，所有的宗教则都同样的有用。
在中国，多神论与无神论就是 同一个骰子上相对的两个面，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认 为两者都正确，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矛盾之处。对人的本性中最深刻的 精神真理的绝对漠视，是中国人心灵中一个最为可悲的特点，他们随 时准备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一个没有精神的灵魂，一个没有生 命的精神，一个没有起因的宇宙，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
“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有六项指标，每一项都意义重大； 在这些指标全都得到验证的时候，它们就能提供出一个关于该社会真 实特征的准确检验。这六项指标就是：（一）工业状况；（二）社会 习俗；（三）妇女的地位与家庭的特点；（四）政府的构成和统治者 的品质；（五）公共教育的状况；（六）宗教崇拜对现实生活的实际 作用
我们已经谈到了儒学高尚的道德属性。我们乐于相信，儒学造就 了许多道德高尚的人。这也是这样一个如此杰出的道德体系所应该给 出的结果。但是，它对此类人物的造就是否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是否 保持着同样的水准呢？任何一个人的真实性格，都可以通过对下面三 个问题的回答被揭示出来：他与他自己的关系如何？他与其同胞的关 系如何？他与其崇拜对象的关系如何？
中国人所缺少的并不是智能，也不是忍耐精神、实践能力和乐观 性格，他们的这些品质都非常杰出。他们所缺少的是品格和良知。
有 些中国官员经受不住贿赂的诱惑，做了错事，还以为这永远不会被发 现，因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过，有多少中国人能顶住 压力，不举荐自己显然不能胜任的亲戚去担任公职呢？
中国的社会就像中国的某些风景。稍稍离开一些看，它显得美丽 而又迷人。可是一到近处，就肯定会发现许多破败的、让人生厌的东 西，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没有一张照片能公正地反映中 国的风景，尽管摄影被描述成了“不带怜悯的公正”，在中国的摄影 就不是这样，肮脏和臭味都被忽略了。
让我们重复一遍，中国的需要是很少的，需要的只是品格和良 知。更确切地说，这两样东西是合二为一的，因为品格就是良知。曾 有人这样评论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就像他做的乐器一样 ——方正、挺直而又高贵”。有谁在中国碰到过这样的人吗？
关于中国的改革，有三种互相对立的理论。其一，改革没有必 要。其二，改革不可能进行。持有这一悲观结论的许多人过于看重那些巨 大障碍了，任何一次持久的、真正的改革一旦开始实施，都肯定会遭 遇这样的障碍。在这些人看来，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庞大的躯体进行 彻底的改革，似乎是一项毫无希望完成的任务，就像要通过电击来恢 复一具埃及木乃伊的生命一样。
不列颠人的品格和良知经过一千多 年的发展才达到当前的水准，这样的品格和良知不可能被中国人一下 子就接受下来并加以运用，
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培养出了品格和良知的那些力量，就像恺 撒登陆不列颠、征服者威廉[13]③的入侵这些史实一样，是确凿无疑 的。这些力量随基督教而来，也随基督教而发展。随着基督教在普通 民众心灵中的扎根，这些力量所创造的结果也枝繁叶茂，而不是相 反。
“没有任 何一种炼金术能够让铅一般的低劣本能变成黄金一般的高贵品行。”
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她就绝对必须了解上帝，了解关 于人的全新概念，还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人、每一 个家庭和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中 国的各种需要其实就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 才能持久、完整地提供出来。